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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纹饰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情趣，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铜镜纹饰的图案、内容、工艺，可窥见特定时期的文化信仰、宗教习俗、社会风尚。南京历史底蕴深厚，铜镜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发掘南京地区铜镜纹饰的文化意蕴，有助于从文化艺术的视角更好地理解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南京地区的铜镜主要以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居多。孙权黄武年间的铜镜几乎占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馆藏铜镜的一半。这一时期的铜镜纹饰以神兽居多，典型如黄武五年的五段式重列神兽镜。该铜镜神兽图像繁多，第一段为神人端坐，两侧为鸾鸟及龙；第二段为四神人侧坐，两边分别为正面龙和侧身龙；第三段为两神人侧坐；第四段中间为神人正坐，两侧分别为狮子和龙；第五段为朱雀和玄武，边有铭文一周及简单边饰。 以神兽图案为主，具有浓烈故事情节的神兽镜的流行是当时经济、政治生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直观反映。两汉以降，独尊儒学的模式逐渐解构，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拓展。伴随道教神仙传说的盛行，其对民众生活领域的渗透日益深入，铜镜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背面纹饰出现迥异于以往的仙人、神兽等道家元素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这种艺术构造上的改变又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社会的价值认同与审美情趣。 隋唐时期，经济、政治取得长足进步，文化上兼收并蓄、百花齐放，有力地推动了铜镜艺术的跨越式发展，最精美的铜镜甚至作为国礼远渡重洋。唐镜的纹饰在沿袭前朝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样式及形制，其中在南京地区出现最多的是瑞兽和瑞花镜。 相较隋唐之前的神兽镜，唐代铜镜逐渐从神秘、恐怖、泛神化的日神崇拜的宗教意识中解脱出来。其内容取材世俗化，纹饰写实性增强，构图自由灵动、活泼简洁，反映和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及人们在生活情感上的美好追求。其中，瑞兽葡萄镜是唐代独有的纹饰，与之前神兽镜一味宣扬、崇拜谶纬神学不同，瑞兽葡萄镜体现了美的觉醒和认知。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是唐代铜镜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这时隋唐初期的瑞兽镜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瑞花镜的流行。瑞花镜改变了以往植物图案、纹饰的从属附庸地位，花草、禽鸟及蜂蝶成为主题材。 瑞花镜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审美情趣的改变。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的长足发展使得植物纹饰作为一种美观的装饰被大量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当时强盛的国力又不断催生并滋养人们对美的追求，漂亮的植物纹饰自然受到重视并被用于铜镜制作。另一方面则是缘于植物纹饰被赋予的吉祥含义。这些植物纹饰表现了当时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心愿，是流行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的铜镜发展步入尾声，不再追求工艺上的精湛，更注重实用性，逐步走向商业化。这一时期的铜镜纹饰大多承继宋元风格。其中，明镜除了常见的花鸟纹、龙纹、鱼纹、凤纹、鹿纹外，独创有八宝纹和杂宝纹；从隆庆之后又开始注重铭文，常见的吉祥铭文有“长命富贵”、“五子登科”、“鸾凤呈祥”等。清镜纹饰不但无发展，而且相较明时又少了许多，花鸟纹彻底消失，吉祥铭文多见“金玉满堂”、“连生贵子”等。明清两代南京地区出现最多的是铭文镜。 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生产力发展及物质资料的丰富使得神性崇拜渐渐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功利、金钱的欲望。这种价值追求全面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会在铜镜等生活用品上留下烙印。事实上，明代的很多“长命富贵镜”不仅在铭文上常与其他吉语组合使用，如“寿山福海，长命富贵”，还会通过镜面布局，将“鱼、鹤、龟、仙长等配合加重长命富贵的语气，达到以物喻志”。 七言励志诗铭文镜与科举、功名密切相关。南京博物院馆藏的七言励志诗铭文镜，圆形规制，印章形圆钮，主纹方框内设纵横界格，铸魏碑体铭文：“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该铭文诗直白地表达了人们希冀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愿望，是科举制映射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情感和认知，也是承载科举历史的重要印记。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