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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劳榦 居延汉简 边疆史 基金：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S002)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适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劳榦(1907-2003)克服学术研究的种种困难，以一己之力率先对新出土的居延汉简作了释读与考证。同时，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史进行了深度解读，开创了民国学界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证补正》等论著，是其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西北边疆史的精粹。然而，对劳榦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的系统总结，目前学界的研究尚显单薄①，故有必要从多角度、深层次予以阐释。发掘劳榦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路径、创新两汉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F.Bergman)在汉代居延故塞发现大批汉简，翌年5月，这批珍贵的简牍史料被运至北平。经傅斯年等人的多方努力，方由劳榦、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等学者分工进行考释，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部分释文亦随之丢失。1936年，劳榦与余逊所作的考释采用晒蓝纸印刷出版②。然而，这批简牍材料并未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受损，而是由徐森玉和沈仲章运至香港，并于1939年开始在香港拍照、制版，同时准备影印出版，不料香港突遭沦陷，图版也惨遭损毁。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迁入四川南溪县李庄时，作为史语所成员的劳榦接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汉简照片。 劳榦在李庄时期，克服种种困难，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先转成正体，再作简文的分类、释读与考证，于1943年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次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这两部著作对汉代边塞的社会经济、军事制度、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翔实的考辨，其见解灼然犹新，至今影响着学人的研究工作。关于劳榦在汉简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谢桂华认为：“劳榦是继王国维之后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将简牍材料与秦汉历史研究相结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P844)劳氏之成就所以能在简牍领域获得高度赞誉，一方面是时代的惠予——大量简牍的发现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史料；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在继承王国维汉简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将汉简研究推向了时代的最高峰。 其一，在汉简释文的分类与著述体例上，劳榦较罗振玉、王国维的分类方法更为科学与完善。汉简的分类方法涉及著述的体例问题，所以自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至罗振玉、王国维对汉简的考释与研究，都较为重视对汉简进行分类释文。沙畹在其著作《斯坦恩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汉文文书》中主要按照简牍出土地点来编排文书材料，至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则改变了沙畹的编排方法，依据简文的内容和性质进行释文，分类包括：①小学术数方技书：小学类、术数类、方技类；②屯戍丛残：薄书类、烽燧类、戍役类、廪给类、器物类、杂事类；③简牍遗文。这种分类法完全改变了沙畹的分类方法，对劳榦有所启迪。他说《释文之部》的分类“是变通罗振玉和王国维所设计的《流沙坠简》分类而成”。但在劳氏看来，罗、王对简牍释文的分类方法亦有不足：“屯戍丛残一类包括太广了。而且薄书是按简牍的种类分，烽燧以下四类又按着性质分，所以在排比上不免有无所适从的地方。杂事一类大都是无类可归或残缺太甚的，其中不一定便是屯戍丛残所能包括而没有其他两类上的简牍。”[2]在此，劳榦已经看出罗、王在分类方法上存在自乱体例的现象。故后代学者据此指出《流沙坠简》一书：“‘杂事’中第46、50二简，应分别归入‘器物类’‘簿书类’。‘杂事·87’为书札之残简，应入罗氏所撰‘简牍遗文’内。而‘遗文·13’简为《史记·滑稽列传》之片段，‘遗文·40’为古诗之孑遗(四字韵语)，皆当入以书籍文献考证为主的‘小学、术数、方技书’部分，而误置于此。”[3] 因居延汉简在数量上要超出敦煌汉简数倍，所以也更利于汉简分类的归纳与研究。劳榦依据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六大类③，在每一种类下再按照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具体包括：①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爰书；②薄录：烽燧、戍役、疾病死丧、钱谷；③薄籍：器物、车马、酒食、名籍、资绩、薄检、计薄、杂薄；④信札；⑤经籍：历谱、小学、六艺诸子、律令、医方、术数；⑥杂类：有年号者、无年号者④。至于《考证之部》的分类方法，在1944年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中是按页数进行编排的，几乎无类例可寻，至1960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再次以专刊的形式推出《居延汉简考证》时，作者明显将汉简释文的分类方法应用到了考证部分的分类上。具体说来，全书分为七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小类进行考证，内容包括：(甲)简牍之制：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乙)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丙)有关史事文件举例：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丁)有关四郡问题：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戊)边塞制度：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己)边郡生活：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襜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庚)书牍与文字：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劳榦对汉简释文与考证分类方法的探索，在罗振玉、王国维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又向前有所推进，不断启迪着后代的汉简研究者探索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日本学者永田英正以及中国内地学者薛英群等都对汉简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新的尝试。因此可以说，“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P110)。 其二，在汉简研究的理念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劳榦1944年石印出版的《考证之部》对居延汉简的考证，最初采用的是清人考证金石文字的方法，即以汉简为研究中心，在每一枚汉简之后附上考证文字，广泛征引其他典籍记载与简文记载内容相印证。这种考证汉简的方法有其便利之处，即考证文字可长短不拘，以说明问题为主，但亦有其弊端所在，劳榦说：“以汉简为主，是有它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在基本思想上受到了限制，不能离题太远，所以我在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以后，还可以再写下去，成为‘居延汉简考释续编’‘再续编’。不过我却不愿意把思想和生活都变成了汉简的奴隶，我宁可另外组织别的系统，只把汉简的材料放进去。”[4]这说明劳榦汉简研究的重点已由汉简为中心的考证转向了以汉代问题研究为重心，从此便一路拓展开来，先后撰写了《居延汉简考证》《汉代社祀的源流》《两关遗址考》《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汉代玉门关的迁徙问题》《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等利用简牍材料对汉代西北边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在许多问题上发前人之所未发。 在劳榦之前，王国维对汉简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对汉简内容进行考释的范围之内，除《太史公行年考》利用汉简对太史公之行年进行了专题研究之外，便没有进一步利用汉简研究汉代社会问题。劳榦却利用汉简与史籍互证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开拓了居延汉简与汉代历史研究的崭新局面”[5](P146)，对于进一步丰富学人对汉代社会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劳榦从以汉简研究为中心到以汉简为辅对汉代历史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这一治史旨趣的转变，实与史语所倡导“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治所宗旨相契合，这也是其对汉代历史研究取得突破前人成就之关键所在。 在抗战炮火中从事的居延汉简研究，对劳榦来说着实不易，一方面他以个人之力从事着手头所有汉简的释文与考证的巨量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克服生活困难、敌机轰炸等外在环境干扰。因此，他的居延汉简研究不仅凝聚着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艰难条件下创造辉煌成就的可贵精神。诚如学者所论：“极为可贵的是劳榦先生，在艰难的岁月中，根据手上照片副本，苦心编织，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一书，1944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6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证补正》以及一系列论文。数量如此之多的汉简，又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中国学者的不屈不挠精神，令人肃然起敬。”[6](P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