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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考河西四郡设置年代与“重构”汉代河西经济生活 就劳榦的研究而言，居延汉简的发现，不仅对西北边塞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在以下两个问题的探索上使他取得了前瞻性与原创性的成果：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汉简记载，对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进行了新考索；二是利用汉简对河西经济生活的丰富记载，重构了汉代西北边疆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繁杂景象。 《史记》《汉书》有关汉代西北史地的记载，或歧异互见、或失之简略，仅靠典籍的钩距参伍仍然使人无法认识“庐山真面目”，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了新契机。 有关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不仅《史》《汉》记载互异，而且《汉书》之《纪》《传》所载亦有轇輵。劳榦在整理居延汉简时，敏锐地发现一枚载有元凤三年(前78)史事的简牍：“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定国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置谓过所县何津请谴官特家去丞行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会所占畜马上匹当张舍张如律令。掾胜胡，卒史广。(303·12)”元凤三年为昭帝时期，简文将河西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提而不言及武威郡，触发了劳氏对武威郡设置于武帝时期的质疑。《汉书》记载武威郡设置年代，一说为元狩二年(前121)，一说为元鼎六年(前111)，一说为太初四年(前101)。清代学者齐召南、钱大昕、朱一新等学者对此均有考证。齐、钱主张应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将武威设郡年代定于元狩二年，而朱一新则认为应当以《志》为是，将武威郡的设置年代定于太初四年。劳榦认为，清代考证学者因考史材料难脱纸上文献的窠臼，所以“诸说咸有未密”。除了前述简文之外，他又从文献记载与出土简文的记载中找出四重证据，以推论武威郡的建置年代：①《史记》一书论及西域之事，不曾只字片语提到武威；②《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1)记载设置金城郡，取张掖二县而不言及武威，说明此时威武尚未置郡；③盐铁之议亦在始元六年，据《盐铁论·西域传》载：“先帝推让，斥夺广绕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也是只提张掖，未提武威；④居延出土的有关宣帝初年的骑士名籍中，张掖所属诸县俱有其人，而武威所属诸县则无一人，则宣帝初年武威盖已置郡，其正卒戍武威缘边而不戍张掖所属之居延。根据以上推断，“武威置郡之大致年代，早不得逾元凤三年十月，此简行文之时代；晚不得逾地节三年五月，张敞视事山阳郡之时代”[10](P322)。 劳榦运用同样精湛的考证方法，推论出酒泉郡设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张掖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前111)、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这一考释相较清人之研究可谓有突破性、创始性的贡献，并启迪着陈梦家等学者进一步对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进行深入探讨[11](P179-190)。 汉简记载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劳榦研究的视域大为拓展。他借助汉简，试图从不同角度复原汉代河西边郡的历史图景，因此河西的经济措施、民众生活成为其重点考察的另一个对象。 关于河西经济生活，劳榦主要从屯田制度、农业技术和农场劳力、钱货的流通与商业、车马运输四个方面进行专题考察研究。居延地区对于河西四郡来说，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这一带“是由河西到漠北一条重要的道路，也就是北伐匈奴和匈奴南下的一条南北向的很方便的走廊”[12]，因此汉朝在居延屯田戍役也显得尤为必要。居延一带有额济纳河水可资灌溉之用，故早在武帝时期便命路德搏进行开辟经营。劳榦参照《汉书》相关记载，深入发掘汉简中有价值的史料，认识到汉代居延地区垦屯的劳力主要有田卒与渠卒，田卒在数量上要比渠卒多。这些屯卒多从内地派来。屯卒接受将屯的管理，工具由公家供给。屯田收获的粮食交到仓内储存，由仓长来管理。在农业技术与生产力方面，劳氏研究发现，“居延的屯田在武帝的晚年曾经被使用到代田的方法”[12]；在劳力的使用上，从汉简的记载可以推知公家在使用田卒的同时，还曾使用了刑徒与雇佣工。较为富裕的个人，在生产上除部分自行种植外，还使用雇工及奴隶进行生产。有关边郡的货币与流通，汉简记载颇多。在市场上除了武帝时期通用的五铢钱，还有一些武帝之前罢用而尚未销毁的小钱在流通。有关汉代边郡的物价，居延汉简的记载“比从前任一种文籍为多”[12]，因此劳榦说：“居延简给予经济史料上的价值，便是它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物价的史料，并且对于西汉晚期官吏的薪俸也给予许多条。所以我们不但可以看出物物相互的关系，并且可以藉此推定一般平民大略的生活状态。”[12]他排比居延简有关候官、候长、候史、士吏、令史、隧长等职官薪俸数目，与简上所载衣服、布帛、食物、芻秣、器用、田宅、车马、奴婢等价格相比照，由此推断出汉代河西的大致生活状况。他例举隧长的收入与物价的关系说，月俸600钱的隧长(除去官给廪食不算在内)，可以购买粟五石或六石，或肉75斤。如果要买衣服便有些困难(因为边塞不产丝麻，需内地运输过去，成本增加)，要买车马奴婢就更办不到了。沟通内地与河西的交通工具，主要以车马为主。劳榦将汉简中的相关记载分类归纳为四类：戍卒从内地到边塞所乘的车马，从内地向河西输送物品所需的车马，烽燧饲养以供邮驿和运输的车马以及私人所用的车马。“由此可以看出车骑在边塞是如何的重要，因此对车骑在经济上的贡献也可以推测知道了。”[12] 劳榦以居延汉简和汉代西北边疆史为基础的两汉史研究，目的是要“对于历来相承的疑点，能够做到‘怡然理顺，焕然冰释’”，从而“阐明事实的真相”[10](P4)。职是之故，他的学术研究或辨正前人错误，或言前人所未言，多富创见。所以顾颉刚评价当时学术界秦汉史研究的现状时，首推劳榦之贡献：“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榦先生的成就为最大，所发表的论文……据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劳先生对于汉简的研究，其成就亦极大，居延汉简即是全部由其释文而出版的。考证两卷，推论两汉边塞制度，粲然如在目前。”[13](P81)顾氏对劳榦学术成就的评价，是建立在对民国学界秦汉史研究整体梳理的基础上，故其见解尤为值得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