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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从发型发饰、服饰、面相等因素来区分画中人物身份 除了形象的大小，我国古代绘画也惯常以人物的服装、发饰等区别不同人物的等级。 在发型和发饰上，画面中五名女子为正面像，一名为侧面像，但都能确认均梳单鬟蝶形双髻，发鬟均由正面显示为红色花纹式样的宝钿做装饰，且在头发的各处都粘有方片形或长条形金箔制作成的钿片。黄金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其数量的多寡可以决定妇女地位的高低，但是画中六位女子头上的金钿也几乎是一样多，所以难以区别身份的高低。 在服饰上，这六名女子均著裙和衫，系垂蝶结丝带，每个人服饰的材质难以辨别，其用色虽有主次之分，但基本上都是包含青、红、黑、蓝四色。衣衫上的花纹各不相同，主要是花卉纹、几何纹和云纹相间，这三类纹饰反映到人物等级上似乎并没有高低之分。 从面相来看，除了3 号女子部分面容看不清外，六位女子都是脸庞丰盈，脖颈间略有余肉，皮肤白净，双颊点有腮红，朱红小巧双唇，眉如远山，眼似卧蚕。画工精巧，长相相似，几乎就如同一人，当时的画匠应该是使用了相似的人物粉本。 由上可知，画面上的五个女子几乎无法从发型发饰、服饰、面相上来确认出尊卑关系，那么也就难以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识别画中人物的工作。 画面中的三组人物对应的情节应分别是“备锦”“诗锦”“寄锦” 如果不能从人物外在来识别身份，则可以考虑从图像本身所对应的情节加以分析。纵观整幅《寄锦图》，画面基本是按照诗歌本身的情节展开，有学者称之为“横向叙事性的构图”。为了搞清楚画面中的人物身份，必须确认各组画面所代表的情节。 通过榜题诗的内容来看，整个壁画应该至少有“备锦”“诗锦”“寄锦”三个主要情节组成。而上文提到的4 号女子执笔的画面应该对应的是“诗锦”。那么画面最右侧的两个女子分别手端椅、盒的画面应为“织锦（备锦）”情节；最左侧女子面对挑夫，这显然就是托付仆人寄送回文锦的“寄锦”画面。 与《寄锦图》情节相似的绘画作品虽然没有传世，但是运用类似题材的“横向叙事性构图”的画作，文献中是有所记载的，最为相近的便是《织锦回文图》。按照其描述，《织锦回文图》的格制采用的是“左三、右三的对称布局”。 除《织锦回文图》和《寄锦图》外，苏轼也曾为以苏若兰故事为背景绘成的《织锦图》题写过诗句《题织锦图回文三首》。从诗题来看，此诗应为榜题诗，即先有图画再题诗词。再从诗句内容来看，共分为三首绝句，对应的应该就是这幅画中相应的内容。《织锦图》虽没有传世，但据苏轼的三首诗可知，这幅图也同样是按照“横向叙事性构图”的技法来绘制的。 由上文的榜题诗、传世文献以及画面本身来看，基本可以确认整个《寄锦图》画面犹如连环画一样，从右至左是由备锦、著思（诗锦）、遣使（寄锦）三大横向性情节构成。 确定画面中三个情节里所对应的苏若兰 既然已经通过上文确认了三大情节，那么就要从每个情节中确认出其中的苏若兰。由上文可知，画中的三大情节是“备锦”“诗锦”“寄锦”，不仅体现了“横向叙事性构图”技法，也运用了“连续式构图法”模式，即苏若兰重复出现在这三段情节中，串起了整幅图的故事脉络。 前文已经证明4 号女子是苏若兰，而她所对应的情节为“诗锦”。5 号女子也是主人公，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画面最左侧跪拜在地上的男仆人明显是跪向她，而不是侧身回首望向6 号女子。因此5 号女子也是最后“寄锦”的主人公。 根据“连续式构图法”模式，开始情节，即“备锦”里也应该有女主人公的身影，而2 号女子便是苏若兰。首先主仆两人一起出行，主人在前，仆人在后这是惯例。同时，细心观察2 号和1 号女子，在视觉表现形式上也如“诗锦”中表现的4号与3 号女子一样主次分明。因此可以推测2 号女子为苏若兰。 至于为何5 号女子的形象最为高大，观察画面就会发现，整个画面基本是按照“两人一树”展开的。在《寄锦图》中，1、2 号女子系一主一仆走在一棵点叶树之前；3、4 号女子则是一主一仆隔着一棵修竹顾盼凝视；画面左侧跪着的男仆和站着的6 号女子侍女中间同样隔着一棵竹子。而且以上三个画面全部都占到了整个画面的近四分之三，而剩余的5 号女子从大小上看和前面提到的三段差不多，但是只安排了“一人一树”，为了与“两人一树”所占的空间等大，只能把人像处理得更大。综上所述，宝山辽墓《寄锦图》中的第2、4、5 号女子为主人公苏若兰，第1、3、6 号女子为苏若兰的仆从。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