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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贺岁片《功夫瑜伽》里的主角形象令观众耳目一新。而该电影选材考古工作者不是偶然的。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考古学者”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功夫瑜伽》的主角是一位极具科研精神、广受国际赞誉的中国考古学家，他不仅学识渊博还功夫了得，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有学者认为，观众从此类影视作品中认识到了考古学的重要性，虽然这里“考古学家”的个人能力被夸大，完成了许多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我们也能从故事情节中看出创作者投向社会现实的目光。 “考古学者的主要工作不是搜寻宝藏，而是通过田野考古，在中华文明视野的观照下，胸怀深刻洞察文明和文化的人文情怀，提升对中国文明的全景式观察的能力，探索文化遗产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之上的文化价值，使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优秀文化表达、传播的基地和源泉，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段清波说。 研究升华至大历史层面 自2009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著作《最早的中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完成了从考古学的“盆盆罐罐”到大历史研究的“一个漂亮的蝉蜕”。 许宏主持了18年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他发现，在逾半个世纪的发掘中，从未勘探出任何圈围起整个都邑的防御设施痕迹。这种淡化对外防御，注重都邑内部功能分区的做法，显然开此后殷墟、丰镐、周原、洛邑等商周都邑之先河。 许宏颇具诗意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满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三个阶段。“满天星斗是指邦国部族林立，皓月凌空描绘的是秦汉以后帝国时代的一体一统。”在许宏看来，二里头出土的大量考古实物表明：一个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势辐射的王朝“呼之欲出”。其宫城作为王室禁地的方正、封闭、有序，和郭区的既不方正也不封闭的松散布局形成鲜明对比，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后世都邑的影响力，堪称“大都无城”的肇始。 2016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许宏所著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该书的畅销绝非一时之热，他在书中提出，“无邑不城”并非通则。“考古人也应当、而且能够以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参与写史。”许宏把该书定义为考古人写史的著作。“你阐释历史的观点靠谱不靠谱，要让公众来看。真正有想法的考古人应把自己的研究升华到大历史的层面。” “中国考古学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许宏说，考古学正在转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学。“一个共识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 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精神指引 段清波曾经长期从事秦始皇陵的考古和研究工作。秦始皇陵的数千件兵马俑促使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见过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创作形式会突然出现在秦朝。 “在秦始皇陵考古中，我们也发现诸如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的部分制作工艺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这些现象值得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综合思考。”段清波发现，秦文化中的铁器、黄金、屈肢葬、槽型板瓦、茧形壶及石雕石刻等文化因素，和遥远的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我们推断，自春秋时期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就存在着频繁的交流。”段清波告诉记者，“欲了解秦朝时期所创建的制度、艺术形态以及制造技术等，既需要将秦文明置于中国文明的发展序列中予以观察，也需要拓展视野，在其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对其进行客观考察。” 作为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及独特的人文价值，对于构建当下的社会文化仍具现实意义。段清波提出，我们应该逐渐摒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代式考古的方法论，而将研究的范围拉伸到长时段内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演变的框架下；扩展到由宇宙观、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三者相互作用而成的系统中；认真梳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具有稳定序列的文化因素；深刻理解这些物质文化因素的成因，觉察、凝练出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条基线融贯古今，挖掘整理出文化遗产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元素，并努力使之“活起来”，让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能够成为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 中国考古学正经历巨大转型 “在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谱系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后，将考古学继续定位为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或学科的认识，削弱了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演变规律、寻求文化遗产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为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提供精神动力的能力。长期以来，我们将文物、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为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理念已经影响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进一步健康有序的发展。”段清波说，“发掘、研究、提炼蕴含在文化遗产里的文化价值正在成为时代的召唤。” 段清波认为，我们之前既没有找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内容，也没有找到让它“活起来”的方法，这是长久以来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局限在“三大”传统价值之上，而严重忽略了文化遗产在这一普通价值层面之上的文化价值的认知而造成的。在完成文物、考古学物质文化时空框架体系构建后，要通过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达到了解该物质遗存存续期间的文化价值体系，亟须厘清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目标以及如何构建发现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体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文博行业和社会公众有关文化遗产价值的发掘、认知、阐释和传承的目标。 “考古学者应该跳出通过大量考古材料证经补史的怪圈，考古学的学科方法论应该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遵循宇宙观—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综合考虑的研究范式。”段清波说。 记者 陆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