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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对仅从美国单方面研究美国外交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把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过于简单化，一方面忽视了美国外交对国外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国际环境反作用于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视而不见，只是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史教授查尔斯·梅尔对美国外交史学界的缺乏活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严谨和方法上的创新。③此后，关于这一研究领域如何能够走出传统外交史学带来的困境，美国外交史学界展开了大讨论，学者们把诊问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8年美国历史学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年会，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会上提出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学家迈克尔·亨特呼吁加强对新一代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训练，强调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要经常到国外考察，掌握多国语言以及对非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以便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研究美国外交史，他们不仅要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要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专家。简言之，这些主张对传统外交史学进行革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国际历史学家，而不只是美国历史学家；二是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④与此同时，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以“国际史”取代“外交史”，其研究视角或方法逐渐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可，为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凡此种种标志着以新的视角或方法重新审视美国外交史的新外交史学最终脱颖而出。 新外交史学的兴起与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借鉴了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确反映了对外交史研究的更深邃的理解以及外交史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新外交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美国外交史。外交尽管是一国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外交本身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为实现各自外部利益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特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应该把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放到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中去研究，当然对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内背景也不能由此忽视。如果以这样一种方法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不仅研究范围会大大扩展，而且研究者的视野将会更为广阔，研究的结果也更加严谨，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具有客观性。这样，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向着更为辽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