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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关 键 词】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修辞/雅典民主政治/政治角色 【作者简介】李尚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会议召开时，在政治家的提议演说之后，与会民众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的提议则成为法令(psēphisma)，刻石公布，而法令中所指示的内容便需要及时付诸实施。相应地，我们从存世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可以看到，“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而被反复运用。本文将对此修辞策略加以分析，考察它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并且探讨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行动的同时，如何促进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 从研究路径上来看，通过对演说辞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深入到修辞策略的层面，以考察雅典民主政治诸多方面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趋势。①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作为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治演说(尤其是公民大会演说)，除了具有阐述事实、传达信息、提供建议和说服民众等基本功能之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还发挥着更加深层的作用。目前西方较新的观点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一，表演文化研究指出，雅典政治演说除了具有上述基本功能之外，还是一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表演行为，以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赫斯克(Hesk)为代表。②其二，欧博尔(Ober)根据“语言—行为”理论提出，雅典政治演说的功能不仅是陈述和提议，更是一种具有创造功能的行为，具体而言，它不但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还创造和建构了这种意识形态。③这两个研究角度其实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基础都是不再将古代文本当作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消极表述，而是将它视为能够参与到建构社会现象的活动之中的一种积极行为。 在史料方面，大概是由于公民大会的商议过程往往需要提议者进行即席演说，事先准备演说辞文稿的情况非常少见，所以，保存至今的雅典公民大会演说辞为数不多，在德谟斯提尼名下传世的16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构成了其中的绝大部分。④它们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史料。其中3篇《奥林图斯辞》和第一至第三篇《反腓力辞》的可信度最高，⑤它们不仅集中阐述了德谟斯提尼著名的反马其顿政策，同时也很好地呈现出他高超的修辞技巧和说服能力。虽然缺少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以资佐证，但是，德谟斯提尼所面对的特定政治形势和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语境，可以有助于我们分析其演说修辞策略，讨论其意义所在。另外，他最终得以成功推行反马其顿政策的事实，也使这些公民大会演说辞成为颇具典型性的研究对象。⑥ 一、“演说”与“行动” “言”(logos)与“行”(ergon)是古希腊人所熟悉的一组基本对应范畴，多用于对人物的评价，这可以追溯至荷马史诗，比如在《伊利亚特》中，当论及领导者的卓越能力时，便着重说明其在言辞和行动两方面皆有优秀的表现。⑦这很可能是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及其表演文化对公开演说能力所提出的特别要求有关。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他被评价为“在言行两方面皆有伟大的才能”。⑧而且，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伯利克里能够将自己在演说中的提议成功转化为实际行动。⑨根据现代学者尤尼斯(Yunis)的分析，德谟斯提尼也似乎有意仿照修昔底德的以上描述，将自己塑造为伯利克里式的政治家。⑩此外，“言”与“行”还类似于名与实的关系，作为衡量行为或事件的标准。比如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中所谓“言词上(logōi)而非行动上(ergōi)的朋友”。(11)再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忒拜人曾经表示，所需要的应该是行动(ergōn)，而非言词(logōn)，好的行为无需长篇大论，恶行才需要言词予以掩盖。(12)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古希腊政治演说中的“演说”与“行动”主题则成为“言”与“行”对应范畴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与前举诸例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用来对个别政治家的行为进行品评，而是指向雅典民众。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如克里昂和亚西比德，皆在演说中对此有所涉及，使之成为古希腊演说术常用的修辞策略之一。而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言”与“行”对应关系，其中的“言”不但专指特定场合的公民大会演说，更引申为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与德谟斯提尼要求民众采取的必要“行动”形成对比。 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Phocis)占领德尔菲而引发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援助，后者开始插手中部希腊事务。与此同时，马其顿的扩张亦危及希腊北部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的诸多城邦，直接影响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Peace of Philocrates)，“第三次神圣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斯的矛盾才告一段落。(13)然而，该和平协定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 从德谟斯提尼一系列以反马其顿为主题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的主要目的便是说服雅典民众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抵抗马其顿的威胁。例如，第一篇《反腓力辞》一开始即指责民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ouden…tōn deontōn poioutōn)，导致雅典的政治事务陷于困境(kakōs ta pragmata ekhei)，促使腓力二世日益嚣张。(14)第二篇《反腓力辞》则进一步从“演说”与“行动”的角度将雅典民众与腓力二世对立起来：德谟斯提尼以讽刺的口吻指出，与腓力二世相比，雅典民众既善于进行“正义的演说”，也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演说；但是，当需要阻止腓力二世的侵略时，雅典民众却完全不采取行动(pantelōs argōs)。因此，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行动”(hoi prakseis)属于腓力二世，而“演说”(hoi logoi)则属于雅典民众。(15)从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这一对比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演说的批评态度。然而，德谟斯提尼曾经承认雅典的政体(politeia)正是建立在演说之上的(en logois)，(16)那么，在腓力二世的君主统治面前，德谟斯提尼难道开始怀疑雅典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否定民主政体本身吗？并且，德谟斯提尼进而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明确表示，他所严厉批评的正是雅典民众的politeiai，难道这里的politeiai同样是指“政体”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批评呢？ 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指出，一些雅典政治家利用演说取悦民众，而不是提出最好的建议，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却不关心城邦面临的形势，结果致使城邦将不幸的责任归于城邦自身，腓力二世却得以逃脱惩罚，为所欲为。(17)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说：“这就是你们所习惯的politeiai。”(hai de toiautai politeiai sunētheis men eisin humin)他前后均使用“雅典人”(ō andres Athēnaioi)的呼语，说明这里的“你们”即指“雅典民众”。我们注意到，德谟斯提尼的批评对象似乎主要是政治家，但是他所谓的政治家的“取悦”却已经暗示出民众对待政治家演说的态度，而且，接下去德谟斯提尼就将批评的重点立即转向民众。他指责民众剥夺了政治家“自由言论”(parrēsia)的权利，阻止政治家进行政治提议。(18)在德谟斯提尼看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民众听取演说的方式，他认为：在公民大会中，民众受到政治家的恭维，他们听取演说只是为了获得乐趣；但是，“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eh de tois pragmasi kai tois gignomenois)，民众却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19)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便可以理解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众的politeiai所提出的批评。需要说明的是，politeia固然有“政体”之义，即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但是，它在本义上是指城邦公民身份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体现为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法伦加(Farenga)将politeia译作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20)笔者倾向于将performance一词理解为“践行”，那么，politeia也就是“公民身份的践行”，即城邦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实践其公民身份的行为方式，而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正是建立在这种“践行”的基础之上。在德谟斯提尼的表述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使用了politeia的复数形式politeiai，从古希腊语的词法来看，这表明，他的批评对象并非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一般性抽象原则，而是雅典民众具体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他所阐释的内容上看，也就是民众在公民大会上如何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来参与政治商议。德谟斯提尼试图警示民众，他们偏好奉承之辞，而拒绝听取其他政治家的演说，这种不良的政治参与方式实际上损害了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自由言论”(parrēsia)原则。(21)可见，德谟斯提尼认识到，民众实践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politeiai)决定着城邦的政体(politeia)。他旨在以后者的原则来批评前者，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后者。 而且，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上文所列举的批评中，德谟斯提尼曾经使用men/de句式以突出“在公民大会中”(en men tais ekklēsiais)与“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en de tois pragmasi kai tois gignomenois)的对比。(22)其中，公民大会是民众听取政治演说的最主要场合；而pragmata源于动词prattein(行动)，既可以指“事务”，又可以根据其词源而指“行动”。因此，可以说，“在公民大会中”与“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的对比也就代表着“演说”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而正是这一主题贯穿于德谟斯提尼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议论与批评之中。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继续说，民众只要求“被收买者”进行演说，这些人的演说可以让民众发笑，因为民众喜欢政治家之间的互相污蔑、嫉妒与嘲笑，并且从这些人的谩骂中获得乐趣。(23)德谟斯提尼进而指出，民众以这种拙劣的方式进行政治商议，却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mēden hōn prosēkei poiein)。(24)他反复强调，这体现了民众的“愚蠢”与“疯狂”。(25)我们不难发现，德谟斯提尼主要关注的是民众在政治商议过程中的认知能力，他试图引导民众避免“愚蠢”与“疯狂”，以良好的方式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民众在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时必须以“行动”为出发点。这在《论和平》中有着更清楚的表达，德谟斯提尼批评道，雅典民众不是“在行动之前”(pro tōn pragmatōn)而是“在行动之后”(meta ta pragmata)进行政治商议，结果使得民众一方面(men)将那些指责他人过失的政治家视为“擅于演说”(eu legein)，另一方面(de)却忽略了行动以及所商议的事务(ta pragmata kai peri hōn bouleuesthe)。(26)在此，德谟斯提尼同样使用men/de句式来突出“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很明显，他试图借此影响民众的政治商议方式，要求民众以“行动”为前提来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并且以“行动”为标准对这些演说做出判断。同时，德谟斯提尼声明，他本人在从事政治活动和进行演说时(egō pepoliteumai kai legō)，就是出于对实际事务与行动的理智思考(ta pragmata krinō kai logizomai)，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实际事务与行动所必需的(ap’autōn huparkhēi pragmatōn)。(27)德谟斯提尼在此反复强调pragmata(实际事务、行动)，将它与自己的演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为自己的演说寻求合理性，以赢得民众的赞同。 尤尼斯(Yunis)在分析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的“开场白”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强调的“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他指出，这体现了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主政治商议方式的洞察，他之所以如此议论雅典的政治商议方式，是为了向听众表明，他本人具有必要的批判智慧，并将这种智慧以有益的方式应用于政治活动，以此表现自己作为提议者的权威性以及动机的正当性。(28)不过，笔者认为，德谟斯提尼这一修辞策略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批评更在于试图塑造民众的政治角色，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听众，而更是城邦事务方面的“行动者”。 在第三篇《反腓力辞》的结尾处，德谟斯提尼说，如果每个人都只“坐着”(kathedeitai)追求自己的喜好，考虑自己如何避免采取行动(hopōs mēden autos poiēsei)，那么也就不会再有“行动者”(tous poiēsontas)。(29)这里的“坐着”即指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德谟斯提尼利用对“坐”这一具体动作的强调而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听取演说的公民大会现场，试图要求民众以“行动者”的角色意识参与公民大会的政治商议活动。 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表述在另外两篇《反腓力辞》中也得到反复重申，并且始终和“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篇《反腓力辞》批评道，当腓力二世不断实现其野心的时候，雅典民众却“迟疑而呆坐不动”(mellontas…kai kathēmenous)。(30)这里用mellontas(迟疑着)与kathēmenous(坐着)两个分词生动地描绘了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其中，kathēmenous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mellontas则说明他们只是在讨论和计划，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德谟斯提尼还颇具讽刺地指出，雅典民众到处打听有关腓力二世的消息，而最严重的消息无非是雅典被腓力二世击败。他甚至警告说，如果民众依然以这种方式对待事务，即使这个腓力二世去世，还会出现另一个。(31)第二篇《反腓力辞》更加明确地强调，要遏止腓力二世的野心，必须依靠实际行动(ergōi…kai praksesin)，而非演说(oukhi logois)。德谟斯提尼由此展开对雅典民众参与政治商议方式的批评：“走上前来的人”(hoi pariontes)不能在演说中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是担心引起听众的不快；而“坐在下面的人”(hoi kathēmenoi)又完全不采取行动。(32)因此，德谟斯提尼要求改变这种政治商议的方式，并且提出，“所有的演说者与听众”(tois legousin hapasi kai tois akouousin)都应选择最好的建议。(33)而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关于如何采取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的演说，才是值得听取的。(34)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德谟斯提尼对“行动”的强调与对“演说”的质疑，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演说，而是批评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具体方式。事实上，这种批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之一，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辞中即有相关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克里昂在米提林辩论中指责那些参加公民大会的雅典民众是“演说的观众，行动的听众”(theatai men tōn logōn…，akroatai de tōn ergōn)，(35)更像是“智者”的“观众”(theatais)，而不再是“商议城邦事务的人”(peri poleōs bouleuomenois)。(36)此处所谓的“智者”在当时主要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演说技艺的大师，克里昂将公民大会中进行提议演说的政治家称为“智者”，将公民大会成员称为“观众”(theatais)，旨在讽刺公民大会演说竟然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演说技艺的表演，而这种表演功能已经取代了公民大会演说应有的政治商议功能。在这里，克里昂虽然也曾提及“演说”与“行动”，但是其中的“行动”意指“事实”，重在批评民众仅仅依靠演说不能获得关于事实的准确信息，并且就此指出“观众”与“商议者”的对比，以此提醒雅典民众作为“商议者”(bouleuomenoi)的政治角色。与克里昂不同，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行动”则是指演说提议内容的实施，是演说所要实现的真实结果，意在塑造民众作为“行动者”(poiēsontes)的政治角色。同时，他又反复提醒民众“坐”在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以这种生动而切近的方式影响民众的认知，不但试图影响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过程中对政治家提议的选择与判断，其效果更可能是引导民众从“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出发，来审视和反思自身在公民大会现场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