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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的行动者”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集中分析德谟斯提尼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案例，考察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引申“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并且如何塑造民众作为“行动者”的政治角色。 公元前350年前后，为了筹备对腓力二世的战争，德谟斯提尼曾经主张雅典必须派遣公民兵作战，同时实施相应的财政改革。在这一时期的多篇公民大会演说辞中，第一篇《反腓力辞》、第二篇《奥林图斯辞》和第三篇《奥林图斯辞》，均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这些演说辞的内容来看，德谟斯提尼的这项提议将涉及雅典公民集体当中不同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在公民大会现场，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之间在经济地位与政治职能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便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项提议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意见分歧。德谟斯提尼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演说中尽力使这些属于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达成共识，一致赞同他的提议。为此，德谟斯提尼着重塑造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以之作为民众在公民大会现场所共享的认知基础。 德谟斯提尼主张，不能单纯依靠由外邦人组成的雇佣军(ksenoi)进行战争，雅典公民(politai)应该与雇佣军配合作战。他给出具体数字，例如，2000名步兵中，要有500名雅典公民；200名骑兵中，要有50名雅典公民。(37)德谟斯提尼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雅典的财力不足以支持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对雇佣军自身缺点的考虑。他举例说明，雇佣军只是为了获取报酬而参加战斗，将军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便无法率领他们，其结果是雅典盟邦受到攻击，敌人却得以壮大。(38)因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要让将军做到令出必行，就必须给将军和士兵提供报酬，并且配备公民兵以监督战事。(39) 正是针对这项提议，德谟斯提尼将“演说”与“行动”转化为“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因为公民大会法令(psēphisma)正是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的过程中通过听取政治家的提议演说而形成的政治认知的产物。(40)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奥林图斯辞》中曾经指出，如果不能付诸实际行动，公民大会法令就是毫无价值的(psēphism’ oudenos aksion estin)。他更以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法令能够自动地迫使民众采取必要的行动(ha prosēkei prattein)，那么，民众本没有必要再通过许多法令；然而事实是，虽然有这些法令，民众却无所作为(ouden eprattete)。德谟斯提尼解释说，尽管在时间顺序上“行动”(prattein)后于“演说与表决”(legein kai kheirotonein)；但是，在效力上“行动”却重于“演说与表决”。他由此激励民众将他们在演说方面的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41)第一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在论及雅典需要筹备的军队规模时，则更以“法令”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对民众提出批评。他说，“在法令中”(en tois psēphismasin)，民众选择最大的军队规模，但是，“在行动中”(en tōi prattein)却连最小的规模都做不到。(42)因此，他要求民众在表决时(kheirotonēsete)必须意识到，他们不是以“法令和命令”(tois psēphismasi kai tais epistolais)而应该以“行动”(tois ergois)与腓力二世作战。(43)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令”与“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同“演说”与“行动”在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中的修辞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用于将民众塑造为“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提醒民众以这种角色意识来听取政治家的提议演说，商议城邦公共事务，并且做出政治决议。 同时，在第一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重申民众如果仍然热衷于听取政治家之间在演说中的互相攻击与谴责，就会丧失一切采取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的机会。他在此处批评民众这种不当的政治商议方式时，同样指出后者“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状态：kathōmeth’ oikōi。(44)其中kathōmetha的意思是“我们坐着”，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oikōi本义是“在家中”，这里则转义为“在自己的城邦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谟斯提尼接下去提到雅典人向外派出的将军，他说：“当你们把将军连同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一起派遣出去的时候(hopoi d’ an stratēgon kai psēphisma kenon kai tas a po tou bēmatos elpidas)，你们的必要行动(tōn deontōn)并未实现。”(45)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要求民众不能只给出“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另一方面又把它与“将军”并列起来，共同作为动词ekpempsēte(给出、派出)的宾语。(46)这里同时出现了“将军”、“法令”和指代公民大会演说的“演说台”，也就是说，在原先“演说”与“行动”以及“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中，还蕴含着另一组对比，即“坐在自己城邦中的民众”与“被派出的将军”，或者可以概括为“商议者”与“将军”的对比。这也就是从“演说”与“行动”对应关系中引申出的两种不同政治角色之间的鲜明对比。 关于这组对比关系，德谟斯提尼指出，像“将军”指挥战争一样，“商议者”(tous bouleuomenous)应该负责指导实际的事务与行动(tōn pragmatōn)；但是，偏好演说而延误行动却是一种羞耻，因为“演说的魅力”(hētōn logōn kharis)于事无补，将有损于行动(ergōi)。(47)这说明，德谟斯提尼意识到，“商议者”与“将军”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的状态，其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军事事务的漠不关心。他批评说，民众表决选出各类军事长官，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市集广场上像泥偶一样进行表演，却不是到战场上作战。(48)德谟斯提尼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只考虑自己在城邦中的舒适生活。他将雅典的节日庆典与军事筹备加以对比：前者有着财政支持和缜密确定的计划，后者不但缺乏财政供给，而且往往仓促进行，结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ton tou prattein khronon)。(49)他还指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民众将战事的失利归咎于将军，导致将军经常受到审判，却不敢战死疆场，这也是可耻的。所以，德谟斯提尼最后提出要求，雅典民众应该作为公民兵参加战争，在战场上监督军事行动，这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便不再只是听取演说，而是亲历亲为，因此也就能够在掌握真相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城邦”(oikade)对将军进行述职审查。(50)这里的oikade与前面的oikōi相呼应，都是为了突出“在城邦中”作为“商议者”的民众与派遣在外的“将军”之间在政治职能方面的差异。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这种差异不应演变为分裂，而需要通过行动加以弥合。对此，他在不久之后的第二篇《奥林图斯辞》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民众有必要实现koinon。(51)古希腊语中，koinon有“共同”之义，也就是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民众必须作为“一致的行动者”，采取共同的行动。 第二篇《奥林图斯辞》同样论及“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民众派出的将军只为个人利益从事战争，将军与士兵获得报酬，城邦的公共事务却陷于困境；当民众审判将军时，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便仅根据他们的申辩演说而放过他们。(52)德谟斯提尼进一步指出这种分裂的严重危害：如果一部分人像暴君一样发布命令，另一部分人出资装备战舰、交纳战争税并且参军作战，再有一部分人则只是投票判决这些出资参战的人们，那么，任何必要的行动(tōn deontōn)皆无法实施。(53)此处所批评的已经不仅是“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状态，而且暗指参与政治商议和法庭审判的民众，他们与富有阶层以及参加战争的公民之间同样可能产生分裂。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到“法令”与“行动”的对应关系，再到“商议者”与“将军”的对立，最终引申出雅典公民集体当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正是针对这一现象，德谟斯提尼才要求民众在商议、演说与行动方面必须做到“一致”(koinon kai to bouleuesthai kai to legein kai to prattein)。(54)他在演说结尾用夸张的方式强调说，“所有人”(pantas)都要根据自己的财产纳税，“所有人”都要参军作战，“所有走上前来”(pasi tois pariousi)的演说者以及参与政治商议的听众也都要选择最好的建议。(55)德谟斯提尼对“一致”(koinon)的强调与对“所有人”的重复，都旨在弥合公民集体中的分裂，试图使公民大会现场的听众认同“一致的行动者”。 在第三篇《奥林图斯辞》中，德谟斯提尼提出了更具体的财政措施，建议将“观剧基金”(ta theōrika)用于军事筹备。所谓“观剧基金”是雅典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大约设立于公元前355年左右，主要用途是在节日庆典中向观看各种表演的雅典公民发放津贴，并且受到专项法律的保护，不得挪作他用。因此，德谟斯提尼在这里要求废除有关保护“观剧基金”的法律。(56)为了阐释这项提议，他特别指出，“观剧基金”是将本来用于军事的款项发放给“留在城邦中的人们”(tois oikōi menousi)。(57)我们注意到，此处再次出现oikōi，也就是重申了“城邦中”的民众与“城邦外”的参战者之间的分裂。这意味着，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观剧基金”正是导致这一分裂的关键因素，他甚至将“观剧基金”指斥为某些政治家用以将民众“囚禁于自己城邦之中”的诱饵，(58)这成为取消“观剧基金”的根本原因。遵循这种逻辑，德谟斯提尼最后自然会将自己的提议诉求于koinon，他建议说，应该使每位公民都能够根据各自对城邦所履行的职责，从“共同”的基金(tōn koinōn)中获得相应份额的报酬，这样可以为城邦确定一种“秩序”，无论是参加战争的士兵，还是参与审判的陪审员，或者任何按其年龄或机遇的需要而做任何事的人，都要遵守该“秩序”。(59)但是，德谟斯提尼的建议并没有立即为民众所接受，而是直到十余年后的公元前339年，雅典人才将“观剧基金”转而用于军事，(60)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实际行动抵抗马其顿，德谟斯提尼的政策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