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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并且总是将“行动”与“演说”对立起来，对前者予以肯定，对后者则以某种方式进行批评。他在这种“演说”与“行动”的对立关系中论述“行动”问题，其效果是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演说现场，让他们意识到公民大会中的政治参与行为将对城邦的政治运作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也不断提醒着他们在这种场合所应扮演的政治角色。因此，“演说”被引申为民众的政治商议乃至陪审员的判决，而参军作战和出资纳税则成为“行动”的具体体现，二者同样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德谟斯提尼警告说，这种分裂将对城邦事务造成严重危害，以此表明民众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他实际上是要求不同的公民群体在承担各自的城邦职能时，互相之间达成一致。针对公民大会演说本身，德谟斯提尼则强调现场的民众必须作为“一致的行动者”来参与政治商议，目的在于引导民众从这种政治角色意识出发去关注城邦的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免受其他政治演说的影响，从而做出有利于城邦的决议，推动“行动”的实施。 更为重要的是，与某次个别演说中的劝勉、激励相比，民众的政治角色意识一旦形成，它对城邦政治运作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根据现存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在尽力说服民众接受其反马其顿政策的十余年间，不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角色，在此过程中，他将每次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与城邦政治原则和社会问题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并且反复重申。这一方面使民众在每一次参与政治商议时得以反思那些普遍原则和社会问题，理解自身在城邦政治生活整体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通过不断地参与政治商议实践逐渐形成长效性的政治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这种角色意识作为民众政治商议实践的认知基础，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邦政策的总体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德谟斯提尼十余年的努力，雅典民众的凝聚力得以维系，为他们日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接受反马其顿政策提供了某种保障。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着重从古希腊演说术修辞策略的角度，尝试探讨德谟斯提尼如何通过公民大会演说来塑造雅典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及其对民主政治运作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而笔者所分析的这些演说辞也的确反映出政治家试图调控和矫正民众参与城邦政治商议的方式。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演说在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这种保障功能的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内在特征的集中体现。演说对于雅典政治事务所发挥的实际影响，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民众的表决——即演说与民众意愿的相互结合——得以最终实现。民众的阶层利益关系和政治参与状况的变化，也会左右着演说能否产生积极作用的程度。国内学者已经对此问题给予关注。(71)不过，由于史料的限制，无法完整复原雅典民众进行政治决策的具体过程，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考察造成了主要的障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将古希腊演说辞中重要的修辞策略与雅典城邦的社会和制度背景充分结合，从更为广泛的视角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如何通过演说实现其自身运作和自我调节，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民主政治与演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方式，这将成为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