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作为共同体的民众” 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德谟斯提尼所运用的修辞策略的实际效果，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意向的改变和公民大会的表决实际上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取决于某种修辞策略的单纯影响。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德谟斯提尼所面临的特定历史语境的时候，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他将雅典民众塑造为“一致的行动者”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并理解其意义所在。 从公元前3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前355年)的打击，雅典人接受了政治家欧布鲁斯(Eubulus)的政策，对外订立和平协定，将主要精力转向城邦内部事务，恢复雅典因战争而受创的经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利用“神圣战争”对希腊中南部城邦关系的干预也发生于这一时期，雅典人感受到马其顿的威胁，但是，在欧布鲁斯缩减开支政策的影响下，“神圣战争”以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之间订立《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而告终。这种对外避免战争，对内复苏经济的政策，其核心环节就是“观剧基金”的设立。它除了能够发挥经济作用之外，同时更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意义，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凝聚力和公民身份认同的体现。根据德谟斯提尼后来的诉讼演说《使团辞》(公元前343年)的说法，欧布鲁斯在迫使雅典民众接受《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的时候，甚至将“观剧基金”作为其说服策略的王牌，以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民众，若不接受埃斯基尼斯(Aeschines)和腓罗克拉底有关和平协定的提议，就只能以废除“观剧基金”为代价，必须二者择一。(62)和平协定最终果然获得通过，这说明，对“观剧基金”的维护在当时的确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种状态应该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40年代末期。 德谟斯提尼的一系列《反腓力辞》和《奥林图斯辞》正是集中发表在公元前351年至公元前341年期间，也就是在他推行反马其顿政策遭受巨大阻力的时期。(63)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演说辞中所呈现出的必然是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最具说服效力的修辞策略。“演说”与“行动”的主题以及“一致的行动者”的角色塑造，便包含在其中，而且如此频繁的反复运用，可见它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如上文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实施反马其顿政策而提出的财政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观剧基金”的建议，将被视为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而遭受强烈反对，这会成为他在发表公民大会演说时所面临的来自于民众方面的最大阻力。于是，他一方面指责个别政治家利用“观剧基金”限制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才真正是剥夺民众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将民众的政治角色塑造为“一致的行动者”，从而为自己的提议寻求更坚实的依据，即古希腊城邦体制的根本原则。德谟斯提尼强调，民众之所以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是为了防止他所谓的分裂状态，从前面的引文来看，这主要存在于“商议者”、军人和负责审判的陪审员之间，也就是民众当中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而正是此处所列举的这三种职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比喻为动物的灵魂。《政治学》中指出，类似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战争职能(polemikon)、审判职能(dikastikēs)和商议职能(bouleuomenon)，它们或者由同一些人承担，或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64)由此来看，德谟斯提尼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民主政体，而上升到城邦得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他要求“所有人”都为城邦履行相同的责任，其实就是要求承担不同职能的公民群体必须在行动中达成“一致”(koinon)，这也吻合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城邦属性：它是一个“一致的共同体”(koinōnia)。(65)可以说，对城邦本质的这种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普遍认识，能够使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更具说服力。 关于这种修辞策略，因为德谟斯提尼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它在更广范围内的运用情况。不过，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证明德谟斯提尼对“一致”和“行动”的强调源于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传统。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为了说服民众发动西西里远征，也面临着与德谟斯提尼相似的阻碍，并且运用了与之相似的修辞策略。在记载其演说内容之前，修昔底德特别说明民众对亚西比德的一般看法：由于他热爱赛马，生活奢侈，具有很高的权势，又往往做出违法的行为，因此多数人担心他主张西西里远征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僭主。(66)亚西比德的提议演说将有破坏民主政治之嫌，所以，他在演说的开始部分首先为自己张扬炫耀的生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他参加赛马和提供合唱队捐助是为了提高城邦的名誉。然后他将话题转向讨论平等问题，他认为，能力和地位差异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当的。(67)我们知道，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68)而亚西比德的论调很可能会遭受民众的质疑。不过，当转入西西里远征的主题以后，他也像德谟斯提尼那样绕开民主政体，而诉求于更具普遍性的城邦存在的根本原则。他先是向雅典民众介绍西西里地区各城邦的劣势所在，特别指出，那些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想着如何利用演说(legōn)和暴动从公家获利，像这样的民众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也不可能投入一致行动(es ta erga koinōs trepesthai)。(69)通过这种方式的描述，亚西比德将西西里各城邦树立为典型的反面形象，之后又以同样的标准对雅典民众提出积极要求：各种人——包括次等的、中等的和善于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联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而城邦也应当习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ou logōi all’ ergōi mallon)来捍卫它自己。(70)我们注意到，这里不但涉及“演说”与“行动”的对比，还更明确地表达出对“一致”原则的强调，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所公认的城邦属性及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亚西比德的此次演说中构成修辞策略的关键环节，为演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而强化其说服效果。德谟斯提尼则继承了这种修辞策略，将“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充分展开，并依据城邦的“一致”原则，使之最终演绎为对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在这一修辞传统中，他所提出的“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很可能会得到雅典民众的认同，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具体表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