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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改变了传统外交史学只注重搜集官方档案资料的单一性，走出了只关注官方档案而导致研究视野狭窄的局限，提倡非官方档案同样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亨特对传统外交史学家着迷于官方档案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官方档案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单项资料来源，要是全神贯注于这些档案”，可能会导致不幸的孤陋寡闻和解释的扭曲。⑤其实，新外交史学并没有忽视多国档案在研究中的作用，只是强调研究者不要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官方档案，而要寻求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的各种非官方档案，包括美国和美国外交对象国关于劳工、移民、妇女、宗教团体、跨国公司、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基金会等的档案。多国档案的多元化必然会扩大研究者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必然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 最后是传统外交史学通常强调政府精英人士在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非官方行为者对美国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新外交史学更加强调后者，把传统外交史学一直忽视的非政府因素作为研究的重点。迈克尔·霍根在接受《历史学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希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其研究应该有助于“对诸如帝国主义、现代技术、民权运动、人权、妇女权利、与国内外大规模营销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化和美国化、宗教、种族和文化冲突、自然资源的利用、环境和全球经济等论题的理解”⑥。霍根是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积极提倡新外交史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到的这些方面同样是在全球化时代理解美国外交史的重要因素。至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是新外交史学关注的不可或缺之领域。尤其是文化因素被学者们引入了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⑦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后起之秀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中宣称，她这一代外交史学家在过去10年间经历了新外交史学的繁盛。⑧这是美国外交史研究走出了传统外交史学困境之后而带来的必然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潮。霍根在2004年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讲演中，对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倡继承传统外交史学的优点，但特别强调不能把对外交史的研究只局限在国家内部，一定要面向全球，这已经成为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一种趋势。⑨当然，新外交史学不是对传统外交史学的替代，而是扬弃。在这种研究路径指导下如何看待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学者们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尖锐的争议，这也正是不断把美国外交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相互的依赖性日益强化，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更是大势所趋，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或构筑新的研究框架必定会给这个传统研究领域带来生气勃勃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