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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通货膨胀是德国经济的巨大灾难。在战败和超通货膨胀的打击下，德国几乎全部丧失战前国外投资与国外财产。据安吉尔估计，大战以前德意志在国外总财产通常估计为280亿马克，殆1923年最多仅残存10—20亿马克，资本损失约等于1913年德国全部财富之1/10(71)。银行损失惨重，流动资本大为缩水，中小储户蒙受重大损失。1910/1913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70.9%，1925/1929年该比重上升为87.3%，1930/1934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高达97.1%(72)。1913年与1925年相比，德国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65%，非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下降到35%。每年收入在50000马克及以上的人数从占人口比重的8.4%下降到2.8%(73)。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储蓄率低，储蓄量大为减少，资本形成率低下。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普遍偏低：1929年德国私人银行本身与外来资本的比例约为1∶10，而柏林大银行的情况更为恶化，达到1∶15，德国银行资本的脆弱和对外资的依赖，给德国经济埋下了隐患。 第三，与相对稳定时期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有关。19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集中和联合浪潮。据统计，卡特尔数目1925年达到2500个，1930年则为3000个。1926年政府公布德国辛迪加化程度，其中煤矿达98%，染料96%、电气87%、造船81%，银行74%(74)。卡特尔支持合理化和自动化，但不赞同美国大规模生产降低价格，从而有利于大众消费。由于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德国不少企业往往在非消费领域寻找出路，20年代末期甚至推动大力发展军备。此外，德国商业金融界投资保守：1926年10月，国会调查显示：近2/3的上市公司的名义资本提供给15%的重工业部门(75)。1928年德国大银行青睐的投资重点依次是纺织(占银行信贷的11.8%)和食品工业(11.2%)、传统重工业(如采煤、钢、铁等占8.7%)、金属表面加工(7.6%)，化学工业占3.6%、工程和汽车制造占2.9%，电子技术占2.3%(76)。金融界的短视行为不仅占用了大量稀缺的资本，迟滞了工业结构的转型，还加深了传统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增加了失业。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广泛干预劳资关系，建立了强制工资仲裁制度。1920-1928年中央党党员海因里希·布劳恩斯任劳工部长期间，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倾向于雇员。博尔夏特认为：在魏玛共和国后期，192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高于1913年的水平，而且高于整个经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博尔夏特的观点经过詹姆斯等人的修正，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在魏玛共和国中期，在职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77)。1927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了9%(扣除物价上涨，实际增长5%)，而劳动生产率增长5%，1928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12%(实际增长10%)，而每小时生产率增加4.8%。以1925年作基数，到1929年每小时的工资超过了生产率增长的13.2%(78)。工人工资过高压缩了利润空间，抑制了投资，提高了商品成本，削弱了经济竞争力。 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金本位制，大战后重建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不完全的金本位制，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不稳定时期。伦敦已经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纽约还无力承担领导世界经济责任。欧洲对美国的财政依赖，特别是赔偿—战债—美国贷款所形成的国际金融机制，引发了欧洲金融的动荡，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经济的波动，“只要华尔街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脆弱的结构就要倒塌下来。”(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