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后半期，伦敦榆树分布范围逐渐缩小，而另一些树种开始大量出现，例如二球悬铃木。“悬铃木，尽管以美丽著称，但在19世纪中期还不是伦敦的常见树种，杨树、臭椿、黑桤木(blackalder)也几乎不为人知。”[4]可是，1920年，韦伯斯特已认为不妨称伦敦为“悬铃木之城”(The City of Plane Trees)，因为它整整占据了伦敦树木总量的60％。[5]尽管榆树、酸橙树、杨树、合欢、臭椿及其他树种也比较常见，但均不足与悬铃木相匹敌，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量种植的悬铃木几乎驱逐了其他所有树种。 在伦敦主导树种更替的同时，树木的分布场所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中期之前，伦敦的树木大多分布在私家花园、广场等地。1887年，《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刊登的“伦敦植树”一文认为：25年前只有少量树木出现在公园、部分广场和教堂，且以榆树为主，其树干发黑，春季刚长出的嫩叶很快便被煤烟熏染成墨绿。当时，六月的伦敦是一个令人疲倦的城市，很少有树叶可以让人们的视野感觉清新，人们也很难在公园和广场外发现一棵树木。[6]随着伦敦城的不断扩展，新增的众多街道与道路大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树叶或灌木装饰，但因旧伦敦地区的主干道不断植树，迟至19世纪80年代，这里已发生了“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美丽变化”。[7]1896年，《星报》(The Star)也谈道：在那些足够宽阔的道路旁，已种上了小树苗，极大地改善了道路的面貌。[8] 由上可知，19世纪伦敦的树种出现了更替，其分布场所也有所扩展。上述变化与19世纪伦敦树木生存环境的演变和人们对树木用途的新认识密切相关。 与19世纪伦敦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环境问题改变了树木的生存环境，包括空气、土壤和局部小气候等环境因子，这些变化是导致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变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伦敦的空气污染是影响榆树等树种健康生长的要因。伦敦的空气污染并不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现象。早在13世纪晚期，因燃烧海煤(sea coal)，伦敦就已出现空气污染问题。虽然中世纪伦敦的用煤量还相当有限，但也在逐年上升，至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统治的晚期，伦敦的耗煤量已达到年均5万吨。[9]休·普拉特(Hugh Platt，1552-1611年)在1603年观察到煤炭燃烧过程中排放的煤烟会对伦敦城的植物和建筑物造成损坏。[10]17世纪，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伦敦家庭的主要燃料，家庭用煤连同工业用煤致使伦敦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进入19世纪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如1881-1885年伦敦的大气污染记录显示，在冬季的12月和1月，其中心地区所拥有的明媚阳光的天数只是牛津、剑桥、马尔伯(Marlbrough)和吉尔的斯顿(Geldeston)这四个城市同类天数的1/6。[11] 19世纪伦敦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常绿树木在冬季很快就被覆盖上一层暗黑的煤灰，它会堵塞树叶的气孔，降低树叶的二氧化碳吸收量，进而抑制营养物质的产生与流通，剥夺植物的重要“食物来源”。此外，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会与空气中或树叶上的水珠相结合形成亚硫酸(H[,2]SO[,3])，其酸性腐蚀力会对树叶造成损害。亚硫酸对树叶的危害到底有多大？1864年英格兰皇家园艺学会(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England)的化学家奥古斯塔斯·沃尔克(Augustus Voelcker，1822-1884年)曾谈道：煤烟对植被的危害主要归因于亚硫酸，按照多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特纳(Edward Turner)和罗伯特·克里斯蒂森(Robert Christison)的实验，当其构成空气比例的万分之一时就会导致植物脱叶；而德国科学家对空气中包含少量亚硫酸时对植被影响的实验则表明，小的杉树暴露在包含两万分之一甚至八万分之一亚硫酸的空气中两个小时，在潮湿的天气里它们就会完全变白，当暴露时间更长时，它们便会死亡。[12]在大量使用含黄铁矿(FeS[,2])的劣质煤的地方，煤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硫通常会波及煤烟产生地的一两英里之外，对植被造成大面积损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