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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人认为城市植树不利于健康。在19世纪的英国，医学领域经常强调新鲜空气和阳光因子之于健康的重要性，并认为潮湿环境是滋生瘴气与传播疾病的重要诱因，即“瘴气致病理论”，该理论成为阻碍在街道旁植树的认知障碍。1867年有报道认为，树木离房屋太近不利于健康，它们会产生潮湿、遮蔽阳光、阻碍空气流通等弊端，枯叶腐烂释放的浊气也会导致疾病。[40]在1883年8月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Hygiene Congress)上，一位成员认为街道树木不但会阻碍空气流通，还诱使人们只躲在街道的阴凉处而避开阳光，因此出于健康的考虑，不应该在城镇种植更多的树木，而应该移除现存的所有树木。[41] 尽管19世纪后期仍有人坚持“瘴气致病理论”，但是在植物学家的实验结果以及社会舆论的共同影响下，植树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推行。为克服伦敦不利的城市环境以提高树木的成活率，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等纷纷建言献策，有关城市植树的著作或文章不断出现，为城镇植树的方法、树种的选择提供指南。[42]在其推荐树种名单中，悬铃木、杨树等抗逆性强的树种位居前列。另外，他们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指导城镇科学地植树。譬如，1887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布尔杰(George Simonds Boulger，1853-1922年)在伦敦学院所做的演讲中谈道，在伦敦植树要因土制宜，并希望林业部能尽快成立，以指导人们在由气管、水管、电缆和下水道构成的底土上种植何种树木才能旺盛生长。[43]与此同时，政府与民众的主流态度也逐渐转向赞同植树。一方面，虽然在劳登挖掉槭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对街道植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是政府面对日益强烈的植树呼声，开始采取措施在伦敦实施植树计划：另一方面，伦敦人也被欧洲大陆城镇的美丽所吸引(在欧洲大陆，树木被大量种植在广场和街道上)，植树观念逐渐传播，植树行为获得支持。[44]此时，常有文字见诸报端指责某些人对植树的漠视态度，并积极呼吁植树。[45]在城市植树弊大于利的观点也受到部分专业人士的反驳，某大学教授通过列举树木的诸多益处，大胆地做出与国际卫生大会不一样的结论，并强烈推荐在街边植树。[46] 在提倡植树观念的同时，植树实践也开始了。1876年，在麦肯齐的指导下，首都公共事务会员会在泰晤士河河堤开展了植树活动。1882年成立的首都公园协会在城市植树方面功不可没，它不但在伦敦新辟的公园里和新建的道路旁植树，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呼吁伦敦地方诸郡委员会参与街道植树。[47] 科学指导和舆论压力的共同作用，促使自19世纪70年代末大量树木得以在伦敦种植。1892年，《哈德斯菲尔德每日纪事报》(The Huddersfield Daily Chronicle)报道：根据对伦敦17个地区的调查显示，只有三个地区树木稀少，另外14个地区公路旁的树木量为14700株，其中5158株是由委员会和教区所植，5323株由道路建设者或其他人所植。[48]1895年，美国芝加哥的《每日国际海洋》(The Daily Inter Ocean)也对伦敦公路旁蔚然壮观的树木进行称赞：仅仅在伦敦城的公路旁就有14700株，这还不包括公园的树木。[49]在九榆树站，每日有100辆装满绿化植物的卡车到达。在1900年12月底的某一周，伦敦共购入圣诞树、冬青和槲寄生(Mistletoe)等树木3700吨。总之，伦敦的街道、道路等公共场所的树木量在逐渐上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悬铃木的普遍种植，伦敦的树木景观却逐渐呈现出单调性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譬如，悬铃木在街道、道路和公园等处反复出现，以致韦伯斯特认为，悬铃木这种单调重复的景观应该加以修正，而且近年来它已受到诸多指责。[50]其理由有二：一是悬铃木的果毛进入空气对人体的呼吸器官等有害；二是20世纪初伦敦空气质量的改善已能支持多样性树种的生长。[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