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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陶寺就是‘尧都’，是我国考古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国都；陶寺时期是最早的‘中国’，其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这一“文明探源”的新结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及山西省相关部门发起的几场研讨会公布，研讨会从去年年初开到年底，从临汾开到北京，传播甚广，跳出考古界引发社会持续关注，热议至今。 “尧舜禹”，“夏商周”，中华信史自何起？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2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九五”、“十五”连续组织大批专家、备受国内外瞩目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现在究竟对“中华五千年”有何新说法？ 当山西陶寺“尧都之争”还在备受关注之际，记者首先前往13年前去过的另一地——2003年被冠以“夏都之争”的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 13年等于“零”？ 还是13年前本报记者看过的那一排简陋的发掘物陈列柜，还是寒冷的田野，还是小屋饭桌，唯一不同的，是当年刚到此工作的小伙子赵海涛，现在升为了考古队的副队长。 13年，对队长许宏带的这批小伙伴们来说，青春已不复、风霜已满脸。但对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来说，57年来，几代考古人，也只挖了这里总共大约300万平方米的4万多平方米，也即1%多一点儿。 至于相对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更是一瞬。 二里头有一系列“中国之最”。在遗址现场，副队长赵海涛向记者介绍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最早的宫城“紫禁城”、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品读海量实物让人仿佛回到那个时期。 然而，13年前记者报道所说的“只有发现夏朝的相关文字才能证明有‘夏’。现在一个字都没发现”，至今依然没发现。就这点而言，13年是“零”。 这就是考古。 它需要严肃严谨的治学者、真心热爱的考古人，以及科学认真的考古氛围和社会认知。许宏和13年前一样，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对于有人“二里头近些年没什么进展”的诘问，认为考古好比“愚公移山”，科学审慎为要，作为探寻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不会也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而应是一项“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长久事业。他从1999年接手到2006年，是一轮持续7年多的发掘，从2006年到2014年，编撰出版《二里头（1999-2006）》（5卷）又用了7年多，可谓“十五年磨一剑”：这是对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规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也因此，许宏还一直很热心做一件事：自有博客、微博以来便笔耕不辍，将考古知识及时向公众普及，迄今已有博文近千篇，在考古界是知名的“公众考古实践者”。他笑言一来是自己建个“资料库”，二来方便让对夏商考古感兴趣的人查阅。经其精心编纂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先后问世，后者还入选“三联书店2014年十大好书”和当年的全国文博十佳图书。“这两本小书印了3万多册，在考古界很罕见。”这对许宏鼓舞极大，“我在书里介绍了二里头大量的中国之最，让大家知道这个都邑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有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地位。” 关于断定是否“夏都”，许宏依然是那个观点：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考古人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如今，许宏甚至认为二里头可能是早商都城，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急着“扣帽子”。 把二里头作为“最早的中国”阐释，是他的学术主攻：“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从考古学本位看，他觉得足够了：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 他期待一个贴近公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和博物馆能尽快造好，至于博物馆名称，他反对加任何“X都”前缀。 那么，13年后，惊世的“尧都”又是怎么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