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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惊世考(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解放日报 记者 李茂君 实 参加讨论

    陶寺就是“尧都”?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上世纪50年代做全国文物普查时,这里有个龙山文化时期、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
    1978年开始,本着寻找早期夏文化和“夏都”的学术目的,考古界对陶寺开始较大规模发掘。1981年,痴迷古文化的何努考入北大,专攻夏商周,其后师从该领域专家李伯谦攻读博士,2001年起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领队及陶寺项目负责人。
    去年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陶寺遗址出版了第一部发掘报告。考古界数十专家研讨,确认陶寺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也有一些专家笃定: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北大文博学院教授、80岁的李伯谦说:“文献可贵之处就在于提供了线索。文献中记载尧都平阳,一种说法是在临汾,其古代就叫平阳,刚好在此发现距今4100年到4900年这一阶段的城,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尧的都城。”何努则认为,陶寺在汉魏平阳郡区域内,但不是平阳城。
    何努对陶寺遗址的总体判断是:陶寺是“尧舜之都”,是最初的“中国”,陶寺邦国是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的标志。他也笃定“尧舜禹传说时代”决非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
    “当时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寻找早期的,考古所就把学术眼光往晋南,就找到陶寺。”何努介绍,早期挖掘成果主要有两大贡献:挖到普通居民区遗址和一片大墓地,分为早中晚三期,6个大墓中普遍有百余件随葬品,出土了龙盘、石器、彩绘陶器木器、少量玉器;40多座中型墓每个有几十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剩下的占总数90%以上的小墓,一件随葬品都没有。
    “这便证明了王权的存在,社会已有明显的阶级对立,金字塔式结构开始显现。”何努介绍,到1999年重新开始挖掘陶寺,目的很明确:不管陶寺是不是夏,先看陶寺是不是都城,进而探索陶寺文化是不是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都城,要有城墙、宫殿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祭祖的礼制建筑及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独立仓储区和普通民众居住区等要素,“经过十几年的辛苦,我们基本把陶寺作为都城的几个条件都找到了”。
    挖掘发现,陶寺中晚期有个大的社会动荡,政权崩溃,城市和宫殿遭到严重破坏。何努认为这种摧毁是新政权对旧政权正统地位的否定和摧毁,表明整个社会进入了国家政治的状态,陶寺遗址体现出了文明和国家的形成。通过宏观聚落形态调查,何努发现陶寺控制的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类似“都城-省会-县镇-村”四级行政组织,同时也发现了小型的驿站遗址,推测服务公务人员往来,这是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物化的表现。
    陶寺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高度关注,一个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尽管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其采用合范浇铸技术,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还有一个是一把陶制扁壶,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当下的“文”字,学界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有解读为“命”、“昜”、“邑”、“唐”等,何努认为就是“尧”字,“文尧”连起来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称颂。虽然数量不多,但何努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还早几百年。
    何努要为“中国”重新释义。他认为词汇来源并非是传统认为的“中原之国”,而是“中土之国”。他的依据来自一个广受质疑的观象祭祀台,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圆心观测点有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根据挖掘出的圭尺和圭表的测影演算,认为和《尧典》里记载的四表测量匹配,也和《周髀算经》里关于夏历冬历的影长数据吻合,确定陶寺就是“地中”,“中国”概念的来源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便是“最早中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认同。已故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成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
    但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多数考古人认为这种后人的先行假设再去论证还原,是“学术背叛”和不负责任“胡闹”。
    对此,何努的师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比较审慎,他说“挖到哪儿说到哪儿”是考古界的传统,如今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面上是什么及作何用,不能靠引申,还得有证据支撑。
    记者发现,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
    虽质疑声不断,考古界对陶寺遗址的学术倾向性意见就是尧都,并且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去年,山西省和中国社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契合。虽争议仍然很多,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改写历史”。他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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