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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另一部文献集中编录了中共领导人与西方官方与民间人士的交流，包括记者采访、谈话记录、电报与信件往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初中共领导人对西方人士宣传工作的重视。 在1939年到1944年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消息严加封锁，为什么在这之后，罗斯福政权一定坚持要派出美军观察组，直接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以美军观察组缘起为主题的历史文献集，为找出这个错综复杂问题的答案以不同层次提供了线索。 约翰·戴维斯是当年美国中国通中的思想家，并被公认为美军观察组的设计师。戴维斯与谢伟思等主张与中共接触，很大程度上是从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希望战后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尽管50年代初美国右翼攻击他们亲共，而冷战理论的奠基人乔治·坎南则称赞谢伟思在延安对中共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分析为“绝对出类拔萃。”(20) 如果戴维斯与谢伟思文献集为我们勾画出外交方面有关美军观察组的总体构想，美军观察组成员考察报告则从另一方面对观察组所起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总结：从收集情报、战地考察、技术合作、军事合作等方面，梳理、分析他们在将近三年时间里在延安以及敌后根据地与中共多方面的合作。 美国战争信息局与战略情报局十分关注所谓中共对日本战俘的心理战，即中共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在近三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派遣了数位日本通常驻延安，先后撰写了71份报告，专门记载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冷战，这段中美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被遗忘。心理战文献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认识、研究、分析这个潜在意识形态对立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以及后来对冷战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因此经济战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谈到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工合运动就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工合运动始于国统区，却对敌后根据地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有关中国工合运动兴衰的文字记载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赫尔利，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相信国共两党之间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不难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和解。罗斯福晚年选择赫尔利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解决国共冲突最简单的办法，把赫尔利派往中国，代表美国进行调节。这种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结合，使赫尔利在中共与美国关系转向冷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选了几部文集，翻译成中文后，与英文文献集同时陆续发表。为了从敌军视角观察中共抗日，我们也编选、翻译了日本外务省有关中共活动的谍报文献集。这些资料总汇起来，为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共抗战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