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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军观察组的中国通们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如果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发起内战，赢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军观察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维斯在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要打内战，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打败国民党，成为新中国的主人。(42)而观察组成员们通过实地考察，普遍认识到如果内战发生，中共抗日实力会使他们在内战中战胜对手国民党。 而且这些中国通也知道，在抗战八年中，苏联主要把武器给了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几乎没有给过中共。用戴维斯的话来说：“虽然中共领导口头上不承认，”对苏联不提供武器援助这件事“他们不可能不对此气愤，除非他们没有七情六欲。”(43)换句话说，谢伟思、戴维斯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努力，美国有可能争取中共相对中立，因为中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有能力独立于苏联的。这种独立性也来源于中共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这些美国外交界中国通们一致认为：为当前抗日和战后遏制苏联这两方面的美国的实际利益着想，中共军事力量应该成为美国政府尽可能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点远不如身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认识深刻。1945年7月，美国战争信息局编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做准备；虽然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但是显然还是不相信武器占绝对劣势的中共会在解放战争中胜利：“有些最敏锐的观察者们居然认为‘如果今天重庆反动政府继续当权的话，’中共将夺取(中国的)领导权。”(44)换句话说，在1945年7月，虽然编写分析中共报告的美国战争信息局工作人员，对亚洲战况有一定了解，他们也认为这个预言不可思议，更别说那些对亚洲状况一无所知的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了。 七、美国与中共抗战交往导致失败的文化因素 通过阅读这批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初次与中共交往的复杂性。他们的交往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1945年1月9日毛泽东还曾经通过克洛里上校捎信给魏德迈将军，要求以私人形式到华盛顿去拜访罗斯福；部分是因为中共不仅希望在抗战时期得到美国军事援助，也希望战后经济建设方面得到支持。(45)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共与美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触却没有防止二战后双方关系从同盟的“战友们”走向冷战中的对手。 除却美国国内两党对总统席位的竞争，美国战略反攻路线的改变，政治考虑从战时转向战后，美国在西半球反苏反共不可能在东半球实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国军政界驻华人士的变化等，还有一个属于文化范畴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误解。无论是罗斯福也好，还是先后介入国共两党关系的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就像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可以作为执政党与反对党而和平共处。 从意识形态上，中共是处于美国政治的对立面。因此，即使国民党不是执政党，从逻辑上讲，美国也应该站在国民政府一边。所以无论是扶蒋联共也好，还是扶蒋反共也好，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界人士眼中还是中心。既然被选择为中心，美国就希望国民党能在反轴心国的战场上起作用。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大使高斯一到中国就建议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支持对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仅仅一年中，就对国民党政府极其失望。高斯把共产党得民心的缘故归功于国民党国策的失败：“如果国民党有远见，采取一些简单而卓有成效的办法：搞农业改革，搞合理税收，按工合方式发展本土工业，就可以彻底拆掉像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的台。”(46)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农业、财经、与工业发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场上找到一个能有足够军事潜力得以与日军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视自己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