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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人士是怎样进入敌后根据地的 西方人士在抗战期间能否接触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关系。因此这些人对中共抗战的文字记载往往是阶段性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因为害怕中共抗日真相传播出去，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对红色根据地严加封锁。不过一旦大敌当前，国民党政府就会出于军事的需要，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放松对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允许外国人到边区去。而一旦日本放松了对国统区的进攻，国共合作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又不遗余力地禁止外界人士进入边区。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区放松封锁的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7-1938年，淞沪战役之后，中国开展了全面抗战，1937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时期里一批记者步埃德加·斯诺的后尘，前往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还有传教士、工合雇员、医生、技术人员、包括一位军人卡尔逊。来访者们写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把中共敌后抗战的现实传到外界去。第二个时期是1944-1945年，日本对国统区实行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春，陕北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而在1939-1944年五年中，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起之后，中共也曾经通过城里的地下党和根据地的游击队帮助过一些外国人，尝试着对英美实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21) 这些来访者有一个普遍特点：大部分延安的西方来访者在没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抗战的认识，往往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成见较深。但在他们有过根据地生活的真实体验后，几乎都彻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部分由于国民党宣传与边区抗战实情相差太远，部分因为国统区司空见惯的腐败，这种强烈反差反而使他们对敌后根据地抱有更强烈的好感。 在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位是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由北平逃往晋察冀，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进行考察，后经重庆回国。霍尔在给美国使馆报告中强调说明，自己在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见。在报告结尾指出，“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日军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22) 第二位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组织陕北中外记者团。武道被选为成员之一。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据说又与宋美龄与宋霭龄关系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其他同行记者纷纷抗议，称他为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23)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敌后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的现场，五个月后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共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24) 第三位是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他政治上属于右翼，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四个月的敌后根据地考察，彼得金对中共抗日的决心与能力有了清楚的了解(据中共晋察冀的报告说，彼得金主要负责考察中共军事实力)。(25)彼得金对程子华等人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且赞美”。(26)几十年之后，他还是不忘当初在敌后根据地的经验。1992出版了一部题为《在中国：1943-1945》的书，用日记形式如实记载了他在观察组工作经历，包括他去抚平视察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记录。(27)彼得金抱着一个信念，“杀我敌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冲突，他回美国后还在不同场合讲演，通过自己看到的地道、地雷等斗争方式在敌后抗战所起的作用，向美国人介绍不为人知的中共游击战战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