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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考古学理论 中国的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学习美国、苏联的考古学经验，到成功探索出一条重建古史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之路，先生的努力和贡献可谓卓著，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254页） 他对类型学的坚持和突破，以及前辈和同辈学人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启发和思考（他的许多理论的提出与植物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研究者的探索分不开），终于使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建古史的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谱系论”，亦可简称“文化论”；二是以“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亦可简称为“文明论”。（254页） 他几乎看遍了祖国南北四方的标本，目光犀利地锁定了几个重要的通道和交叉口，重点探索，经过毕生的思考和总结，从考古学的方法入手，在中国的大地上画了六大条块，“六大区的文化各有各的源头、特征和发展道路”（228页）。他积极推动各地文化谱系的建立，与其他考古同仁一道探索了石峡文化文化引发的“岭南考古”专题、“晋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闽江流域古文化与古城古国”、秦安大地湾文化引发的“大西北考古”专题、在长城地带专题的基础上围绕山东北部发现引发的“环渤海地区考古”、围绕红山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脉络”等等，他敏锐地发现了良渚文化，洞见了裴李岗遗址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沿北纬40°考古探索晋陕高原夏商文化的建议……正是由于他长期对中国不同地区古史遗存的观察，同时具有的开放统一的视野，才最终水到渠成而又高屋建瓴地提出包括“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在内的诸多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有其社会发展的背景前提，也是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更离不开他勤奋扎实的基础工作、个人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兼容的思考。 不能否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见识和高度，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没有“长期工作中相伴随着的主动勤奋思考的精神”（288页），如何能有登高行远的高深境界。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文化多地起源说，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裂变、撞击、融合，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成为璀璨的文明星火，先生的“满天星斗”理论形象描绘了这一历程。 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强调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就是在“可观的人才队伍建立后，在我国独有的丰富详实的野外资料基础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和思想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理论。”（365页）他认为，要建立“中国特色”，就要将中国考古学置于世界考古的范畴去思考，即认识区系的中国，就要认识区系的世界，进而认识区系世界的中国（366页）。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一种责任深入他和他们这一代考古人的血液当中，理论和体系不能一蹴而就，可是关于此的探索却不停地引领着后学，期盼和倡导新一代的考古学人不断思考、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