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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众考古学 在这个学科还未被提出来的时候，包括苏秉琦先生在内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就已经明确了考古学为大众服务的思想，他曾经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序言中说：“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气候。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考古的任务就是要把历史归还给人民。”他还说：“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他对这一理念的贯彻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遗存和如何利用遗存上。 在如何对待遗存方面，考古工作者的职责非常重要——就是要认真、踏实地做好考古发掘和研究，保证遗存信息的科学完整是基础。他说过：“中国最丰富、最典型、最多样化的地下考古材料，不是只能靠我们考古工作者来发掘、来研究吗？我们应当承担应承担的责任”（259页）；同时他也强调文物保存问题：“我们因发掘而‘消耗了’诸多文物，如果不认真妥善保存，供后人来做进一步研究核对，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271页），意指发表发掘报告是第一位的，但是发掘的文物必须保存好。在保存好遗存的前提下，深入思考、做好研究，发挥考古工作者的社会价值。他说过：“我们在写好报告基础上，再向前思考些什么，我们毕竟是做研究的，不是搞收藏的，我们要从中得到课题”（271页），也正是因为丰富不断的深入思考，成就了他的考古学理论探索。他的课题意识还体现在被动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上，例如配合三峡工程的考古工作，他建议“借此机会主动地做些有益的课题……通过三峡的工作扩展对巴和蜀的早期历史的研究，通过三峡重新认识长江流域考古。”（350页） 在如何利用遗存方面，苏秉琦先生一贯支持公众的宣传和普及，他非常推崇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他们在做好研究的同时还很用心地作了考古成果向社会转化的工作，撰写了许多的通俗文章和著作。先生撰写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等就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看他撰写的科普著作和文章，可以使读者能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大貌，对于后学认识事物可谓一步当十。另外，他还积极热心结交热心文化宣传的媒体朋友，曾为科教片导演出谋划策，制作出“中国文明曙光”“揭开古文明之谜”等系列科教片。他认为，为了文物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旦电视普及了，那么文物与考古的科教片的作用，我们可作的事情也就很可观了，对我们的工作也会起到促进作用。（294-295页） 他的公众考古学思想，还在于他在如何推动考古学的社会意义，推广中国史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考古学”（247页）、“考古要为‘大政治’服务”（256页）、“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266页）、“重视社会科学”“文物外交”（257页）等等适应新形势的主张，将考古学科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先生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终其生于一役，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予以彻底的、合理的阐释，全部观点都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表现出来，是我走过这六十三年的学术道路的总结”。（263页）于是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读到先生的这本心血著作时的感受，这本书提纲挈领式的引领我坚定了对考古学的信仰，而他和他的时代的考古学家，以其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以及对中国历史重建的毕生追求，吸引着我跟随他们的步伐、进入他们所开创的光明世界。 感谢苏恺之先生深情、真切的讲述，使我们得以从《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中领略一位考古巨擘的风采。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著，三联书店2015年10月出版，定价59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