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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宋霞(1971- )，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拉丁美洲科技史、拉丁美洲教育。 内容提要：拉丁美洲职业培训体系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技术、政治、人口和教育发展等背景下形成的。虽然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国情，拉丁美洲各国成立了类型各异的职业培训体系，但体现出的特征是相似的，形成了用财政保护税资助职业培训的独特的拉美模式。20世纪60-70年代拉美职业培训体系形成时期，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现代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制造业或工业部门提供能运用复杂技术的熟练劳动力，从而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总策略的发展。而由于历史形成的种种原因，这种职业培训体系实际上只惠及少数“蓝领精英”阶层，非正规部门从业的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在职业培训之外。与基本实现性别平等的普通教育领域相比，职业培训体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更加明显和严重。 关 键 词：拉丁美洲 职业培训体系 历史背景 特征 [中图分类号]G719.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5-0001-06 与传统的以学徒制为主的培训模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职业培训①始于工业革命，伴随工厂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现代培训体系，实质是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的人力资本开发的机构和制度网络。零散的职业学校最早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的格拉斯哥和伦敦，是资产阶级用来“训练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工人”的场所。这些学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只是一些开设“两三门课程”的“专科技术学校”。[1]拉丁美洲是较早脱离殖民时代、较早进行现代化试验、较早形成职业培训体系的一个发展中地区。从整体上说，拉美的职业培训体系大致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巴西的职业培训体系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但这一体系得到发展则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军政府执政时期。 一、拉丁美洲职业培训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 拉丁美洲为何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形成职业培训体系？其历史背景如何？ 第一，从经济和技术观点来看，发展职业培训体系是拉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的过程无非是机器或技术取代人力的过程，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工人操作机器的水平。马克思曾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国际分工的新秩序”的一次转型：以世界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由老的工业经济地带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即开始了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向发展中地区转移工业生产的进程。如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公司通过重新布局将生产经营部分转移到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原材料丰富，劳动力相对低廉，因此汇集了大量为美国公司工作的电子、汽车以及其他行业的组装厂，产生了所谓的海外组装(offshore assembly)。如1965年，墨西哥政府制定“边界工业化计划”，取消零部件进口的关税，鼓励美国投资者在美墨边界建立组装厂，制成品返销美国，形成了所谓的“客户工业体系”(Maquiladora System)。197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当年共有680家电子器件厂转移出国，其中有将近半数是迁往拉美国家的，仅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就分别有193家和140家。[3]组装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是促使拉美建立职业培训体系的重要原因。这一国际分工的新秩序的转型，恰逢拉美国家经济转型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和工业重组，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大规模采用制造业技术带来了对拉美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同时，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还开始在核能、电讯、石化、信息、微电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培训高端人力资本。[4]为了满足现代化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拉美国家开始制定相应的职业与技术培训机构及其制度。 第二，建立职业培训体系是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的大学生人数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从60年代起，大学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5]在由军政府统治的一些集权国家，大学生更是唯一能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一个群体。因此，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正规教育、尤其是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之所以受到抑制，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1968年，墨西哥发生的屠杀特拉泰洛尔科大学生事件；70年代，一些南美国家政府发动的迫害和残杀大学生的“肮脏战争”(dirty war)，对拉美国家的正规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军政府对职业培训体系实行集权式管理，试图通过职业技术教育这样一个非政治化进程，来实现政权的合法性，使大学生脱离政治等人文学科，最大限度地限制教育的政治化功能。可见职业培训体系，尤其是由企业控制的职业培训体系，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了正规教育、尤其是正规公立教育的一个替代性范式。到1989年，一些技术教育中心吸收的高中毕业生数量，已大大高于普通大学。[6] 第三，建立职业培训体系是适应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的需要。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指出：“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论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国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对教育和培训提出了严峻挑战。大战结束后，由于拉美国家大量使用抗生素等新药，使其死亡率急剧下降，出生率急剧上升。如1944年之后的25年间，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减半。[8]20世纪60-7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生的婴儿已长大成人，他们构成了庞大的青年群体，这不仅给传统的教育制度带来压力，也给就业造成巨大压力。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00～1950年间，拉美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5％。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拉美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2.7％；70年代为2.4％；80年代为2.1％。1950～1999期间，拉美国家的人口从1.59亿剧增至5亿。[9]与此同时，20世纪60-70年代也是拉美城市化大规模扩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良好教育的需求是推动南美居民由乡村大量迁往城市的原因之一。各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大规模涌入城市，是因为城市可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受教育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二战后技术对劳动的取代导致的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就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兰德尔·柯林斯所说的“文凭缩水”现象，[10]普通教育文凭贬值，职业培训逐渐成为人们寻找工作岗位和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新的法宝。 第四，拉美国家职业培训体系的建立与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促进、控制息息相关。 就拉美教育和培训史而言，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正是在那时，美国开始以冷战时期优先保证国家安全为由干涉拉美的教育和培训事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共产主义和古巴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使教育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为美国的战略服务。美国决策者们认为，拉美国家的公立大学是在教育系统和经济思想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地，必须限制拉美公立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发展，代之以私立教育和去政治化的职业技术培训为主，在拉美推行教育的私有化进程。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最亲密合作者之一，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重要顾问A.A.伯利(A.A.Berle)曾指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战场是控制少数核心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受过部分教育或有限教育的人(semi-educated people)的思想，这种控制要通过支配那里的教育进程来实现。”伯利还建议，对拉美教育体系的控制必须是隐蔽的，通过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一些私立机构来进行；或者通过乔治敦大学、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大学与拉美大学的交换项目来实现。[11]福特基金会总裁M.邦迪(McGeorge Bundy)曾在20世纪50-60年代不无自豪地说，福特基金会在确定和解决美国问题方面甚至比美国政府还灵活有效。 20世纪6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的具体负责制定职业培训政策的机构，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协助成立的。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职业培训政策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前世界银行行长乔治·伍兹(George David Woods)曾在1963年写报告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是扩大各个层次和等级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和培训，包括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和工商管理学校，加强中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专业的职业培训。伍兹的报告确立了世界银行强调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政策。世界银行第一笔教育贷款是1963年资助突尼斯中等技术教育的，到1968年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教育一跃成为世界银行首要关注和优先解决的问题。教育和培训成为世界银行帮助拉美国家减少贫困和投资人力资本的关键战略。世界银行共为23个国家提供了25个教育项目的贷款。这些教育项目，主要是资助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学、技术学校和师范学院的建设。[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