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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丁美洲职业培训体系的形成 拉美大多数国家的职业培训体制，尤其是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培训体系，往往独立于传统普通教育体系，形成了拉美教育的二元制(dichotomy)[13]结构。这一结构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虽各自为政，没有全国性标准，但又互相重叠，教育和培训内容往往重复。巴西是拉美地区建立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先驱。从历史上看，巴西在技术和工业体系方面一直深受德国影响，但巴西最初的职业培训方法却没有遵循德国模式。1934年，巴西圣保罗工艺学校的里卡多·曼奇(Ricardo Mange)根据1868年俄国莫斯科帝国技术学校校长维克托·德利亚·沃斯(Victor Della Vos)创立的职业培训方法，即“贯序法”(sequential method)，②为圣保罗州铁路部门的“培训和专业选择中心”开发了“车间工序系列讲座”课程。巴西政府随即规定，巴西所有大学的工程院系学生必须接受正规的车间技能培训。1942年，圣保罗的工业部门获得大规模发展，圣保罗的企业家游说当时的瓦加斯政府，成立了专门为制造业设立的培训机构“国家工业培训局”(SENAI)。这是拉美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职业培训中心。20世纪50年代初，哥伦比亚效仿巴西职业培训模式成立了国家培训局。1959年，巴西颁布《职业教育法》，正式规定按行业建立校外职业培训体系。此后，其他拉美国家也纷纷成立了以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业等行业为基础的各种职业培训机构。这些职业培训机构一般具有自己的法律效力和自治权。培训由劳工部集中设计和规划，由公司交纳的工资税资助，由政府、企业或企业主协会和工人工会三方管理(tripartit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或由企业家组织代为管理，如巴西的SENAI和“国家商业培训局”(SENAC)就是由企业部门控制的。国家和企业组织通常是最主要的一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人组织中出现的官僚化，在一些拉美国家，工会的作用被限制得最小或者已成为权力的附庸。如巴西的培训机构实际上由“企业家联盟”控制。 1961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拉丁美洲成立了职业培训研究和文献中心。这之后，巴西“国家工业培训局”模式逐渐推广到19个拉美国家和2个加勒比国家。在推广过程中，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对一些拉美小国而言，职业培训体系明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控制。中美洲国家的职业培训机构更是不得不依赖外部资助。 一般而言，拉美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属于正规教育内部的培训模式，代表国家是阿根廷、墨西哥和乌拉圭等。这些国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培训体系(NTI)，而是将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纳入到正规的教育课程中，或在正规教育体系内部设立职业和技术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提供职业培训。另一种是以巴西为代表的、独立于传统普通教育体系之外的职业培训体系，这也是拉美最有影响力的职业培训体系。哥斯达黎加的全国学徒培训机构、厄瓜多尔的专业资格培训机构、危地马拉的资格和生产技术机构、洪都拉斯的国家专业培养机构、尼加拉瓜的国家技术机构、秘鲁的国家工业职业培训机构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两种培训模式在有些国家同时并存。如阿根廷在庇隆时期，创建了劳工和社会保障部管辖下的全国学徒和职业培训委员会(CNAOP)，但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发展正规教育体系内的技术学校模式而被撤销。之后虽也建立了类似巴西的国家职业培训机构——国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但它在职业培训中作用很小。又如墨西哥，也成立了所谓的建筑业资格培训机构等。拉美职业教育和培训虽主要执行教育功能，却不都为教育部所管辖。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职业培训隶属教育部；智利和秘鲁的职业培训分别属经济部和工业部管辖。巴西式的职业培训体系一般归劳工部管辖，由企业控制职业培训，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税收。由于这些职业培训机构的首字母缩写都为“S”或“I”，因此也称为有拉美特色的“S and I”培训制度，或“拉丁美洲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工作培训既没有被束缚在正规教育体制内，也不直接为具体工作岗位进行培训，而是一种既包括普通教育又包括技能培训的职业培训模式，是教育和培训二合一的制度。因此，巴西职业培训模式又称“半正规教育”(paraformal education)模式，③或“体制外的隐形”(invisible nonsystem)教育形式。 三、拉丁美洲职业培训体系形成时期的主要特征 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正处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潮时期。拉美职业培训体系也经历了大多数国家军政府的威权化管理时期，从形成逐渐走向成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拉美职业培训体系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实行税收激励措施。大多数拉美国家推行一种叫做财政保护税(Parafiscal contributions)的培训资助模式，被称为职业培训的“拉美模式”。财政保护税政策是拉美国家、确切地说是巴西首创的职业培训资助模式。自1942年巴西“国家工业培训局”实施向工业征税资助培训的政策以来，效仿巴西建立职业培训体系的其他拉美国家，也大都采用了这一政策。在这一政策下，职业培训的资金源自对公司征收的工资税。税收按照工人工资的比重进行计算和征收，国家向所有企业征收税收，然后将税收的一部分作为奖励返回到那些达到培训标准的企业。与此同时，对一些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实行减免工资税或其他类型税收的计划，以补偿和抵消企业对劳工进行培训的支出。这一措施本质上是对企业的补贴，因为政府将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而不是受培训的工人。拉美国家征收的税收数量占工资总额的0.5％至2％不等。牙买加的这一比重则高达3％，这一比重几乎等同于甚至高于美欧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巴西的“国家工业培训局”、“国家商业培训局”和“国家交通培训局”的资金，来源于强制性征收的公司工资税的1％。拥有500人以上的大型公司，必须支付额外的0.2％的工资税。[14]拉美国家组织的不同，管理这些税收的方式也不同，如巴西通过企业家协会代表的私人机构来管理培训经费，其他国家则设立了三方管理的公共机构来管理这些资金。90年代以来，拉美职业培训体系的资助模式和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除了中央政府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相关机构、多边组织，以及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等，纷纷投资拉美的职业培训。 第二，这一时期的培训主要是为了提高现代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制造业或工业部门提供能运用复杂技术的熟练劳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除巴西外，其他拉美国家几乎不存在职业培训体系，即使巴西的职业培训也主要以在职培训为主。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推进和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在职培训，渐渐无法为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能使用复杂技术的熟练劳动力。为提高现代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拉美国家纷纷成立了由国家提供财政资助的公共培训机构，也就是"S & Is"体系。当时的培训程序或流程比较简单：根据产业部门的需求，培训指导教师→翻译和改编培训资料→建立培训中心，购买设备。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在"S & Is"体系下的培训模式和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使得培训的总方向与产业或工业的需求一致。C.卡斯特罗(C.Castro)等学者指出，拉美形成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职业培训体系，几十年来培训的熟练劳动力加速了进口替代的进程。但是随后而来的石油危机、经济动荡以及技术对劳动的取代，使现代部门就业率大大降低。由于非正规部门兴起，传统的"S & Is"培训制度逐渐失去优势，拉美职业培训体系经过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10年”之后，90年代初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下，教育进入私有化进程。60-70年代以来尚未发育完善的，主要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和培训模式逐渐式微。 第三，拉美国家的职业培训实际只惠及少数“蓝领精英”(blue collar elite)阶层，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在职业培训领域之外。尽管一般意义上认为，拉美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具有扶贫性质，是主要针对教育水平低下的中下层贫穷家庭，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惠及真正的弱势群体。以圣保罗州制定的“国家工业培训局”培训计划为例，其培训的对象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最高的年轻人，因此一般人认为，能够参与到“国家工业培训局”的受训者都是“蓝领精英阶层”。在非正规部门容纳了将近一半劳动力的国家，培训却无法波及这类劳动力，怎么能说拉美的职业培训具有扶贫性质呢？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有关哥伦比亚的数据显示，85％接受培训的人完成中学以上正规教育；约1/3完成大学以上教育。[15]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有28％完成小学教育的工人接受培训，而有85％完成大学教育的工人接受培训。这说明，职业培训的机会向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倾斜。另外，在普通教育领域，拉美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平等，而且在很多学科女性受教育的比例大于男性。但是，由于培训的最终和直接目的是就业，所以工作性质和行业特征等差异导致培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十分明显，如拉美妇女参加培训的比重为35％，而在电子、五金和机械领域，接受培训的工人75％是男性。[16] 从本质上看，注重职业性、技术性和实用性的教育培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拉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建立的国家职业培训体系，主要是拉美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需要，是拉美国家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解决自身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需要。由于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形成职业培训体系的时间和模式各不相同，但在管理和资助模式上又有些类似，基本形成了由政府通过“财政保护税”对职业培训进行资助的方式。最初拉美国家建立职业培训体系，大都是为了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开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本土人力资本，实现现代化，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总策略的发展。尽管拉美职业培训体系的目标之一是扶助穷人和解决就业问题，但由于拉美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僵化，工业体系发展不完善，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使得拉美职业培训体系日益呈现出具有排斥真正弱势群体的“伪扶贫”性质，成为了有一定教育基础，甚至有较高教育基础的少数“蓝领精英”的阵地。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培训体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拉美就业领域中存在明显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是相辅相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