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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决民族分裂问题。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同样也提供了继续分裂现有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诸种因素；也取决于这一区域内的主导政治力量能否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迅速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任务，并在一个新的国家平台上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现代主权国家是“民族的国家”而非简单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才是现代国家的实质性内核。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构建时间、国际环境、历史传承和综合国力的差异，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左右其他国家民族问题走向的能力。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主导权问题。 【关 键 词】现代化/民族国家/民族问题 【作者简介】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因为各种原因引发的民族冲突持续不断，民族问题重新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与历史上传统的民族问题相比，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增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维度，即它与民族主义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使原本一个区域内的民族问题具有了全球范围的影响，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针对这一现象，我国有关人士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也自然成为多民族国家普遍重视的国内事务。但是，古往今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浪潮持续扩散、余波未消，以致当今世界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大多与民族或宗教问题有关。①显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民族问题是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反映出的不同民族之间矛盾的关系问题。②这些矛盾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而在当今的形势下，所谓民族问题却具有一些全新的特质和内涵，如果不对这些新的特质进行仔细的分析，那么，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就会失去方向和判断力，并丧失在这一极其重要领域的话语权。这种全新的特质是什么?按照笔者的体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核心问题就是因民族矛盾而导致的主权国家分裂问题。尽管我们也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但在理论上却未能将其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这就使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常常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野，从历史进程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现代化催生民族国家 民族分裂问题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没有这一体系，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分裂问题，因此，民族分裂问题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要理解民族分裂问题，就必须理解这一段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进程催生了民族国家。它从欧洲开始，通过传播等途径扩散到全世界。如果以1500年作为一个起点，那么这一进程在欧洲已经历了500年左右。③ 这一历史的过程证明，以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不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专利，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度和社会里进行；但它同样证明，在不同的国度里，工业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政治体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工业化起步的时机、能够从国外所获得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其地理位置，乃至其自然资源等，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发展既需要一个理想的外部环境，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内部平台。 历史证明民族国家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是一个拼搏的过程，历史不会将这样的平台“恩赐”给任何一个民族。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由王朝国家逐步转化而来的。④而这些王朝国家由于自身社会内部的变化、新兴商业利益的出现而相互争夺，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疆域、人口、政治乃至理念的基础。 1500年左右，几乎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步，一种新型的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在欧洲兴起，这是现代与古代、古典时代最根本的区别之一，⑤它就是现代主权国家。这样一种新型国家的起源、萌芽和构建过程，在英法两个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两个国家，首先形成国家统一和近代中央集权政府起源的机构的，是新兴的君主政体。⑥从地理范围看，也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是一种欧洲现象。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欧洲，复合重叠的权力机制是封建制度重要的特征。而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获得独立行事的主权。从马基雅维利开始，西方学者就不断从理论上寻求对这一问题的突破。让·博丹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国家主权理论进行了系统详细论述的政治思想家，他在巨著《主权论六卷集》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概念。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力”⑦，永恒性和绝对性是主权的基本性质，此外它还具有不可分割性。博丹的主权理论是近代国家理论的开端，而以主权理论为核心的绝对主义思潮则奠定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基础。 主权的永恒性表现在它是一项客观的职位，不会成为任职者的私有财产。博丹写道：“一个人或某些人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拥有赋予他们的绝对权力，过了期限他们只不过是个体的臣属。”⑧“主权存在于人民之中，主权的行使是委托给执政官，人们可以将他称为最高的官长，但不是真正的主权者。”那么，在君主制度下，主权也不是君主的个人财产。“当一个国王故去，权利和权威立刻转移给继承谱系中的下一个人，这样可以将王位继承中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⑨显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主权毕竟只是一种观念，要使主权真正发挥作用，它必须寻找落实的“单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确立了“主权至上”与“天然疆界”两大现代国家原则，限定了民族国家疆域，使主权终于寻找到了其生存的实体。它也表明：“主权作为对某个领土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政治事实，一方面标志着领地王侯对于皇帝和教皇的普遍权威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领地王侯对于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向往的胜利。”⑩这意味着在一个君主国的范围内，君主们既在对外方面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又对内控制了分裂的势力。因此，主权国家的出现是欧洲基督教大家庭渴求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产物。欧洲依然是一个精神概念的共同体，但政治经济的结算单位却已经不同，在中世纪孕育出的独立君主国开始成为这种结算的基本单位。 从这种角度看，中世纪晚期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尚未成型的近代国家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创造了其他任何单位都无法匹敌的综合优势，它不仅创造了更有效的经济环境，而且在对抗性的战争中表现出比农业帝国更强大的实力。(11)它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明确固定的边疆，并且在边疆之内宣称其拥有绝对的主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宣称拥有排他性权力的欧洲国家之间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这样一股相互竞争的浪潮中，16世纪的欧洲产生出一批新型的国家。但严格地讲，这些国家除了荷兰以外都还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中央集权的王朝君主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12)不难看出，新型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权国家。而国王和他的政权，往往就是这种新型国家的象征。实际上，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国家这个理念经常与一个能管理和控制某个既定社会的、非人格的、具有特权或宪法秩序的观念相联系。而且这种观念直到16世纪晚期才成为欧洲人们关注的对象。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或人民拥有其国家公民权的观念才能被确定。(13) “民族与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因为这些新型国家必须从历史和理念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宗教派别、血缘关系、独特的族群和文化的纽带都成为重要的依据，英国率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14)法国的路易十四宣称自己是太阳王，而德意志人则开始强调“亚当是一个德意志人”(15)。其他欧洲人也纷纷寻找自己优越和独特的民族特性并创建自己的国家，于是，现代国家在经济发展活跃地区的外围出现。就财富而言，竞争中的权力集团——地主和商人在互动中彼此受益。这两大集团显示出了共同的愿望：为发展和战争提供资金以增强国家实力，从而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16)因此，这些新型国家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好战(warlike)，战争对于它们来说“并非最优的政策选择，而是一种有机的需求……统治者拼装起来的全部国家机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副产品”(17)。的确，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战争频发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按照安德森所引的数据，整个16世纪，欧洲只有25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军事行动；17世纪，只有7年没有发生国家间的大战。(18)英国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参与，事实证明，这样的竞争非常有助于英国民族意识的形成。(19)在欧洲大陆，统一王朝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措施(如法国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促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取得了某种领先的优势。而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则处于不利状态，为了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7世纪以来，欧洲其他强国一直把地处欧洲中央的德意志作为实现各自野心、安全目标和权势投射(power-projections)的舞台。尽管黑格尔一再论证“作为国家民族，其实体性的合理性和直接的现实性就是精神，因而是世上的绝对权力。……是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实体”(20)。但周围的大国并不愿意给德意志提供这样一个实体。在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统一的法奥战争和“大众政治的兴起”损害了维也纳体系的原则——复辟、君主合法性和反革命之后，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终于抓住机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结束了五百多年封建割据造成的四分五裂局面，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德国工业生产已超过英法等先进工业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21)而早已完成这一任务的英国，则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强国。由此可见，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平台对发展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民族国家的性质，按照斯大林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因为这些所谓“现代民族”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北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22)尽管如此，这些民族国家与此前过渡状态的王朝国家却有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人民的身份从“臣民”转化为了“公民”。其根本性的标志是，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权，国家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23)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看，这些首先登上民族国家榜首的都是“强势民族国家”(24)。它们是最先开始构建民族国家平台的一批国家，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主体。这些国家是其自身发展与国际争霸的态势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们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国际社会)之中。它们不仅需要解决内部的矛盾，也需要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或者国际压力做顽强和智慧的抗争。这一点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俾斯麦才会说：“实现了国家统一后，我的理想一向是不仅要取得欧洲弱小国家的信任，而且要取得大国的信任。”(25)一些德国研究者在不同场合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所谓的“德国问题”从来就不是德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欧洲问题。(26)同样，其他欧洲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构建，基本上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态势下，通过自己奋力拼搏所取得的成果。 霍布斯鲍姆对此进行了总结：“民族只是在其与某种形式的现代领土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才成为了一个社会实体——民族国家，除非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谈论民族与国家是毫无意义的。”(27)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展与争霸的历史，决定了一个民族寻求其国家独立和建构已经不是纯粹的“家事”，而是与他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各国的利益相互交织，它们的意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其余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而现代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在冲突中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28) 在这样的态势下，一个在抗争旋涡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总是力图让其他未能独立的民族和国家保持原有的状态或加入自己的阵营，而将自己原有的对手分裂成为较小的国家以便减轻自身的压力。几乎从民族国家诞生之日起，民族分裂的端倪就开始显现。因为，“与潜在的敌人同样强大并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只有比敌人稍微强大一些才有安全”(29)。而削弱对手最有力的方式就是造成对方的分裂——民族问题往往是煽动这种分裂最适当的口实。因此，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将自己疆域的完整和统一视作第一要务，而将其他的国家选项放在第二位来考虑。只有保证了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疆域不致分裂，其他的现代化任务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要成功地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现代化任务，这样的主权国家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整合，创造出一个新形势下的“民族认同”，包括民族的观念，共同的象征，一系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教育和广播传媒强化民族的形象，甚至包括确定共同的敌人，等等。(30)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31)换言之，现代化催生了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反过来推动着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构建率先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基本按照这些强国的意志决定了其他国家的疆域，分享了全球化进程中份额最大的蛋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