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自问世以来，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皆引起广泛关注，显示出此书的独特价值。首先其研究视角相当新颖，其借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指出近代中英冲突是一种话语冲突，也就是一种话语政治的冲突。其次，借用西方符号学理论，把历史研究视为一种国际政治学的符号学转向，认为中英帝国之间的交流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帝国的碰撞，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外交纠纷和谈判，解释为符号的转译与曲解，也就是符号事件，折射出19世纪国际关系的大转变。其三，“符号事件”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涉及主权想象，书中无论是讨论“夷”字的转义、《万国公法》的翻译、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的统治，还是《马氏文通》的编撰，皆是这种主权想象的体现，揭示了近代中西冲突中非同凡常的一面。不过，这种话语政治的研究能否取代现实政治、“夷”能否被看成是“儒家经典主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以及“支那”能否对译“China”等问题，皆值得重新考虑。
    关 键 词：话语政治 主权想象 帝国碰撞 符号事件 中英冲突
    作者简介：孙卫国，历史学与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200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书名为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①。2009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②。此书自英文版问世以后，就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中文版又在中文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③。中英文版的书名稍有不同，英文书名好像重在“帝国的碰撞”，而中文书名则改成了“帝国的话语政治”。这种字面的改变，是否意味着作者中英文版着重点有所歧异呢？抑或是作者的相关论点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因为，毕竟经过了五年时间，或许作者对于相关论点，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④。此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显示其学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取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作者已经出版的多种中英文著作中，无论是研究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学的转译以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相关问题，还是选取中西冲突这个几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作者始终都坚持同样的研究取向。这就是抓住某些关键词和概念的理解与转译，研究某些概念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揭示出历史的另一个非同一般的层面。作者认为这种概念与思想的转译，并非只是语言学或者文学上的问题，甚至也不只是人类学家所认为的“文化翻译”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各个层面，因而有着广泛的研究空间⑤。这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一种新兴的研究取向，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为这一研究取向，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层面，也给我们对于某些重大问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研究视角，因而是值得认真评介的。这也是为何此书出版以来，不管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引起如此热烈反响的原因吧。
    一 帝国碰撞还是文明冲突
    尽管中文版的书名是“帝国的话语政治”，但是英文版的书名则是“帝国的碰撞”，而中英文版的《导言》皆是讨论“帝国碰撞”问题，因而，本书首要论题是讨论中西冲突的性质，到底是“帝国的碰撞”，还是“文明的冲突”？
    从作者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看来，该书是因为现实中“帝国的碰撞”引起了她的研究兴趣。该书《导言》中写道：她原本是打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圣经》翻译问题，但是1997年当她身处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时值香港回归之时，而她每天埋头于档案之中，“阅读鸦片战争期间大英帝国与清政府之间的外交公文”，因而感慨“当年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正是以鸦片战争和一连串与大英帝国的军事冲突为发端的”。因为这样的契机，使她改变研究方向，从而“投向帝国和主权的论题”。她认为这是长达一个多世纪“始终困扰着中英关系和中外关系”的话题。她直言“香港回归是一次机缘，并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计划”⑥。正是现实的这种关照，加上材料所提供的基础，使作者开展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并直言是“帝国碰撞”而不是“文明的冲突”，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中英交流。
    事实上，西方对于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研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经出版了丰硕的成果。美国中国学家们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开始，就在关注这一论题，因为这是他们解开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困境的关键性问题。费正清将中国历史上的世界体系名之曰“Chinese World Order”，也就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有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华化地区”(The Sinic Zone)，包括朝鲜、琉球、越南等地；有跟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关系但也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中亚地区(The Inner Asian Zone)。这是游牧民族地区，他们尽管文化上与中原王朝并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军事上和经济上则紧密相连，甚至成为颠覆中原王朝的重要力量；最后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外围地区(The outer 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说就是西亚和欧洲⑦。中国高高在上，建立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以朝贡体系为交往方式的独立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相当强大，是一个有着自上而下等级尊卑的世界，因而不可能自动与西方建立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所以当西方势力东来之际，中国不可能自觉自愿地发生变化，只有被动地应对西方的冲击，每受到西方一次大的冲击，就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因而费正清提出了著名的“刺激—反应论”⑧，并成为影响一时的著名学说；以后他的学生们又提出“传统与现代”学说，试图深化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学说因为是彻底的西方中心论者，受到了很大的批评，现在也被主流学术界所抛弃，但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⑨。而何伟亚(James Louis Hevia)在讨论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之时，提出应重视帝国之间的礼仪交往，正是礼仪的冲突，而非大清帝国的傲慢使得马嘎尔尼使华未能成功⑩。这种“礼仪冲突论”，也曾经使得中美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可以说，刘禾的“帝国碰撞”论，是西方研究中英冲突以至中西冲突问题所提出来的又一个新的说法，是美国研究中西关系中的一种新学说。她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既有美国中国学界的固有说法，亦是针对当今影响广大的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因为在作者构思本书之际，正是亨廷顿的学说大行其道之时，而同时在后殖民时代，对于帝国主义的研究也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题，乃是因为她构思和写作本书之时，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已成为当时西方解读世界冲突的一种“霸权话语”。但是针对这样的论断，作者并未展开论述，只用一句话就加以否定，指出：“文明之间无所谓冲突可言，而历史上的大规模冲突都是在帝国之间发生的。”(《导言》，第3页)作者并未展开论述为何不是文明的冲突，而直接讨论了“帝国的碰撞”。这种“帝国的碰撞”，作者关注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考察的经济上的纠葛、政治上的角逐乃至军事上的冲突，这些都是传统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她撇开这些传统的研究对象，独辟蹊径，利用语言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相关视角，将中英“帝国的碰撞”，集中在政治话语的交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上，把历史研究变为一种国际政治学的符号学转向，从而揭示出历史完全不同的层面，给我们认识近世中英冲突以至中西历史的交锋，呈现了完全新颖的一面。用一句话概括说，作者眼中的“帝国的碰撞”，就是话语政治的交锋与碰撞，转化为研究对象，则是一系列符号学的转向。
    二 符号学转向与话语政治
    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历史研究，转向符号学的研究，这对于传统的历史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研究冲动，也是因为现实的某种关照。正如前面提到的，作者改变以往的研究论题，而转向“帝国碰撞”这样有关“主权”的论题，乃是受到了香港回归的刺激。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作者看到当时的报纸、电台、电视等各类媒体，在连篇累牍地报道香港回归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问题竟然是一些语词的交锋，如“交接”、“接收”、“回归”等字眼的争论。而在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所看到的外交文书中，“就有大量的有关尊严和名分的争吵”，这样现实与历史的巧妙链接，给作者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她认为这样语词的争论并非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涉几乎整个事件的中心论题，因为“双方的这一类争吵经常喧宾夺主，淹没了有关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辩”，进而断言：“对于发动鸦片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使用什么样的话语和如何翻译词语，往往成为帝国意志较量的中心场所，而不简单是条约谈判中偶尔发生的文字上的擦枪走火。”(《导言》，第2页)就这样，“话语政治”成为作者解读近代中英冲突的重要视角。
    作者在《导言》中点出本书的中心论题是“致力于研究19世纪以来围绕主权想象的跨文化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进而提出“话语历史”这样的概念。如何理解“话语历史”这样的关键词语呢？这当然是出自福柯。刘禾指出，“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但是这种“当人们沿着福柯的思路对话语实践和它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维度，这一点既表现在学者处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理论洞察和分析力度方面”(11)。故而她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之下，并充分考虑到跨语言与跨文化的问题，她解释其核心问题是：“所有这一切，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帝国和民族国家如何产生有效的意义？由于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符号和意义始终在不断地环游、流通和迁转，因此，一本研究近代全球化历史的书，也必须密切地关注文本、器物和理论话语是如何地环游、流通和迁转的。”接着她再一次明确地说明本书的主要论题，“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还有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全书的主线则是“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导言》，第2～3页)。杨念群说：“刘禾实际上把原来《跨语际实践》中跨语际的话语方法应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与整体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来加以展开分析。”(12)从作者所明确的研究论题看来，她所提出的“话语历史”，可以说就是针对传统上所研究的“事件历史”而提出的，而她所提出的“主权想象”是否可以说是与“主权事实”相对立的？这样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就决定了此书完全不同的研究层面。她所关注的层面是以往传统历史学家几乎不关注、不注重的，给多重的历史展开了完全新颖的一面，因而具有很大的冲击力。
    这种“话语政治”与“话语历史”，所依赖的则是国际政治学的符号学转向，所以第一章中，着重讨论了“符号学转向”问题。首先，对于19世纪国际符号学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探讨，这种国际政治符号学的转向与帝国扩张和主权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如何理解“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这一命题呢？19世纪“帝国列强和一些主权国家会聚一堂，一同签订约束性的条约来规约海上信号、公路信号、电讯代码及其它的信号系统”。把符号标准化，就是一种国际政治符号学转向的表现。作者断定，“无论是新兴符号系统(军事或是其它方面的)的制定，抑或是以制约国际社会的符号实践为目标的国家公约，这些日趋重要的规范行为都必然涉及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逻辑，也必然涉及到印欧语系新近赢得的‘主权’身份——这使它高踞于世界语言之林的顶峰”(第一章，第10页)。因为国际符号的规定，不只是一种符号学的问题，而是涉及主权的平等问题，因而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方面。
    作者进而讨论了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学理论问题，指出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三分法：象形符号、指涉符号、象征符号。而这些符号理论中，“把这些异质语言现象作为‘衍指符号’来处理，应是识别和分析跨语际的言说和书写形式的第一步”。所谓的“衍指符号”，“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词语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因而，“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metonymical thinking)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第一章，第13页)。这是作者分析中英“话语历史”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分析中心论题“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的理论原则。
    可以说，“夷/i/barbarian”这一“衍指符号”的分析，是本书最为成功也最为精彩的论断，这一论断在第二章《衍指符号的诞生》中得以展开讨论。第二章集中讨论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特别禁止使用汉字“夷”和为何会发生这样禁令的原因，“夷”字的历史及其衍指符号“夷/barbarian”的意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英之间的纠纷。事实上，对于“夷”字的英译，作者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最初在18世纪时，“夷”被译成“foreigner”而不是“barbarian”，是一个中性的也可以说几乎接近中文的本来意义。罗伯特•马礼逊所编的第一部《华英字典》亦是如此翻译。但是1832年阿美士德号上的翻译官独立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则译成“barbarian”，这是首次将“夷”译成此英文单词，而且当时他就要求清人别用“夷”字。于是，从此开始，“这个从18世纪以来从未在东印度公司惹是生非的‘夷’字，却成了一个大麻烦”(第二章，第57页)。郭实腊后来还以翻译官的身份参与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可见，中英之间因为“夷”字的争端，乃是从郭实腊开始的，并最终成为一个影响中英关系以及中英交涉中的“大事件”。多次外交交锋的结果，是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特别加上了第51款，使得英国殖民者最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并成为一条奇特的法律。
    作者指出：“中英《天津条约》实现‘夷/i/bararian’这个三位公度性的跨语际符号所采用的办法是，将汉字、其罗马发音及其英译捆绑在一起，形成牢不可破的三位一体的语义单位。”正因此，“它意味着汉字‘夷’由于被赋予和体现了英文‘barbarian’这个词的特征，并被转变成这个英文单词的能指，而成为一个中英文交叉的衍指符号，因此其本身的正确含义必须屈从于英文单词”(第二章，第43页)。正是这个奇特的过程，给中英鸦片战争打上了符号的色彩，或者说中英鸦片战争的符号学意义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一奇特的衍指符号的形成和使用，以条约和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起来。分析这个衍指符号时，作者认为：“其一，汉字‘夷’必须成为‘barbarian’的能指(signifier)，从而演变成为固定的衍指符号；其二，其所指英文词‘barbarian’本身是能指，不过它的所指(signified)则指向别处，逍遥法外，因为‘barbarian’并不受禁令对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的限定。”(第二章，第50页)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期间，造就了“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因而禁用汉字中的“夷”字，但是对于“barbarian”这个词在英语中的用法却毫无影响。“衍指符号是跨语际的言说和书写中集大成的符号运作，当它在一种语言的词语中出现的时候，它同时又将这个词语的意义抛向另一种语言。”(第一章，第14页)这样，“夷”字在汉语的本意不见了，而被迫加上英文“barbarian”的含义，并因此而在汉语中被禁止。作者认为，这一事件贯穿着整个近代中英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充当了中心的论题。
    与此相关的，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夷目”，被译成“barbarian eye”、“英夷/English Barbarian”等相关“衍指符号”的产生，并因此成为中英交涉的重要内容，从而作者将中英冲突看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符号事件”。作者断定：“当英帝国和满清统治者在翻译和文字的问题上争执不休，甚至不惜签署条约去规范某些跨文化符号的含义时，这里出现的翻译事件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语义争端，而说明英帝国和满清统治者是如何对中国的主权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于此，外交谈判同时也变成彻头彻尾的符号事件。”(第一章，第37页)这样的“符号事件”，正是一种“话语政治”的体现。这是关键性的论断，也表明了作者的研究问题，由事实上的探究到文字上的纠结，由事涉国家主权的外交谈判，变成了一个“符号事件”。
    在作者看来，法律关系、主权意识、外交关系、帝国情境，莫不是符号的一种象征，一种表述形式，最后归结到中英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交谈判，也是一种符号事件。帝国之间的交流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帝国的碰撞，这种碰撞，归结为符号的转译与曲解，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外交谈判和纠纷，而这种谈判，也只不过是“符号事件”。而这一“符号事件”，“真正折射的是国际关系在19世纪当中的大转变，以及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转折”(第三章，第131页)。因而，探究这一“符号事件”，也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与学术意义(13)。
    三 帝国碰撞中的主权想象与性别因素
    
    “符号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涉及主权想象。事实上，主权想象与符号事件一样，是贯穿全书的中心论题，或者说二者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首先，国际符号的标准化、统一化，就因为它事涉主权平等问题。其次，英国人之所以要用“夷/i/barbarian”这样的衍指符号，规定“夷”的含义，也是因为它涉及英国殖民者的尊严与主权，尽管这种含义与中文的本意而毫不相干。对于“夷”的概念，作者花了很大心血，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第三章《主权想象》中，作者把“夷”的概念作为“清朝满族统治的核心位置”，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继承了西方“新清史”中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如何实施对大多数汉族统治的一种原则上的理解，认为满族作为“夷”中的一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实施了许多政策措施，甚至雍正皇帝亲自为此撰写《大义觉迷录》，以阐述“夷”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用意。他与乾隆皇帝，都未禁用“夷”字，只是给予“夷”以新的解释而已。“他们努力将儒学经典中的‘夷’话语据为己有，并借此巩固其政权。”这与英国人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两者分别针对的，都是‘中国’主权概念所涵盖的中心和边界的关系”(第三章，第100页)。尽管形式不同，但是目的与所针对的对象则是一样的。“‘夷’话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第三章，第101页)作者把“夷”话语看成是“中国古典主权理论”，认为“夷是儒家经典主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导言》，第4页)，赋予其极高的位置。
    如果从每章所探讨的对象看，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论题，彼此似乎完全不搭界。“夷”的转义、《万国公法》的翻译、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的统治、《马氏文通》的编撰，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甚至可以说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讨论的问题，因为都关涉主权想象的问题，而统属于一书之中。可见，作者驾驭能力之高，也正因为有一个统属全书的理论框架与特定的研究视角，所以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论题，竟然能有机地组合起来，成为说明同一论题的不同方面，这样使得此书始终围绕主权想象这个中心论题而展开。
    1864年，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的翻译，乃是由恭亲王任命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与几位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受到中美各方的关注。作者认为这种翻译活动，既是一个文本事件、外交事件，也是一个认识论事件。这样一个“三重事件”，其重要性在于，“由于大量的翻译活动，很多新词和衍指符号出现在了《万国公法》中，它们第一次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知识传统，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建立起初步的虚拟对等关系，构成起码的可译性。同时，这些新的衍指符号，又对国际法本身的交互性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以及国际法在全球范围流通的途径和手段，提出了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第四章，第147页)。这种中英文的转译往往成为外交事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往的历史学者却很少关注。因为这种翻译问题，并非只是语词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彼此对于有关事务的确切把握和理解的问题，因此，作者指出“国际关系本身，就是在这种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话语政治中形成的”(第四章，第153页)。当时，西方殖民者企图通过《万国公法》的翻译，让中国承诺和实施他们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取的权利。不过，也有人担心中国会沿用《万国公法》的精神，指责西方列强条约中的不平等与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事后，这样的担心几乎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清朝并未这样做。只是有过几件外交事例，清人沿用此法，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一些权利。书中着重讨论了“right”如何被译为“权利”，以及如何被汉语接受的过程，并进而分析“human rights”被译为“人权”的经过。事实上，这些关键词以前汉语中都没有，正是在中西冲突过程中，随着《万国公法》中译本的问世，这些词语也被创立，进而慢慢变成汉语中的重要词汇，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并最终被中国人接受。这既是一种翻译语言的问题，也是一种中西理念的转译与接受的过程。同时，中国也慢慢理解和接受了一些西方主权的观念。
    在第五章《性别与帝国》中作者指出：“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为大英帝国的君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于1861年至1908年)则是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两人大致同时，其统治时间交叠达四十七年之久。”(第五章，第188页)而这期间，中英两国曾有过多次政治角逐和激烈竞争，故而帝国的性别政治尤值得关注。但是她所把握的视角则是“从19世纪来华的女传教士、和早期归国华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分别探讨现代主权思想的性别基础”(第五章，第189页)。前半部分探讨女传教士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圣经》，后半部分探讨归国华侨辜鸿铭对慈禧太后的忠心这样的特例。
    以李提摩太夫人为首的美国传教士，趁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际，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精致豪华版的大字文言文《圣经》，简称为“新约献本”。作者认为这既是对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赐给非洲人《新约全书》象征行为的“复制和再复制”，又是“她们通过这些努力，企图冲破教会对女性的各种规约，以图实现自己完整的主体人格”(第五章，第220页)。作者认为，女传教士的海外传教过程，实际上也是她们参政议政，提高自身地位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一样成为女传教士主权想象的对象。“它既有妇女参政主义者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想象，又有基督教传教士对慈禧太后的想象。”(第五章，第218页)实际上赠送“新约献本”给慈禧太后，寄予了女传教士们的一种自我主权想象的含义，所以作者强调这里的女权意识。但是慈禧太后赐给她们的礼物则是“女红小物品”，“似乎是对她们所做的所有努力的嘲弄”，因为“女红小物品”，乃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而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辜鸿铭，“他决定不在自己的出生地展开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更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选择国民革命，而是借助于归顺清王朝和慈禧太后的方式，来摆脱英属殖民地和殖民教育对自己的人生和精神上的束缚”(第五章，第190页)。如斯解读辜鸿铭的“怪异”行为，也归诸于一种主权想象的结果。
    第六章《语法的主权身份》，作者指出：“惠特尼在成文法理念的驱动下，给印欧语系的家族赋予了明确的主权身份，使得19世纪语言学成为国际关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第265页)进而着重探讨了1898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建忠《马氏文通》的意义。因为马建忠长期留学欧洲，特殊的经历以及对于西方学术的熟悉，使得他有能力完成这样一部语言学的巨著。事实上，马建忠本人长期担任翻译之职，作者进而提出问题：“面对这些知识的翻译，主权情结(sovereignty complex)会不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出来，而给比较研究本身提出根本的挑战呢？”(第六章，第265页)事实上，《马氏文通》是马建忠借用西方语法学的理论对于古代汉语语法的一次系统梳理和研究，也是为了响应西方有关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没有语法等有关错误认识的批评。作者认为此书的出版，与《万国公法》的中译本一样，具有文本上、外交上和认识论上的三重意义，因而相当重要。不仅“是用中文写就的研究古汉语的第一部全方位的语法理论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很有说服力地反映了人的心智如何遭受了殖民主义的伤害，也反映了19世纪的军事征服与语言科学之间的共谋关系，以及作者企图超越这种处境的愿望”(第六章，第268页)。“《马氏文通》曾把我们带入跨语际想象的空间，以求为汉语语法建立自己的主权身份。”(第六章，第286页)所以，“主权想象”构成了此书的最重要的主线，将全书统贯一体，也从而凸显此书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四 几个问题
    
    此书的研究取向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是作者长期以来坚持的一种研究路数，但是本书并非只是以理论取胜，在原始资料上面，作者也花了很大的心血。尽管作者并没有详细介绍此书的研究历程，但是从她的致谢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名单后面，透露出来的是几达十年的研究历程。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她就开始收集资料，一直到2004年，出版此书的英文版，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此书是她多年苦心孤诣的结晶。就研究地方来说，她的足迹遍及全美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学和中国重要的研究机构、图书馆和英国的重要大学与档案馆。交往的学者中，涵盖中美许多重要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因而是兼有各国专家的智慧，体现了作者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化的学术路数。更为重要的是，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方面，此书也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不敢说作者穷尽了所有的档案资料，但是其主要论据绝大部分皆出自档案资料。可见，在资料收集与处理方面，作者下了很大工夫，而并不只是沉浸在新颖的理论上面。她的许多重要论点皆是出自档案资料，有不少前人几乎很少使用，因而也就构成了此书坚实的基础。她在感谢词中说：“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中国、欧洲和北美学者的热心帮助。”(《英文版致谢》，第3页)在阅读此书过程中，经常会为某些细微的事例所震撼，因为正是这些事例，支撑了全书宏大的理论框架，这完全来自于作者对于史料的搜集、处理与分析之中。她自言本行是文学理论，但对“档案文献、历史文本，和各种(包括文学在内的)人工创作的材料，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导言》，第2页)。正因为如此，此书对于传统的历史学者来说，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好书。尽管如此，并不表示笔者对于此书的观点完全赞同，事实上，还是有许多论断值得商榷。
    首先，话语政治的研究能否代替现实政治？“符号事件”能否取代“真实事件”？“话语政治”是此书最为重要的研究视角，正因为这样的视角，外交谈判也被视为“符号事件”，因而揭示了前人未曾关注的层面，给我们打开了历史的另一个隐蔽的层面。尽管福柯认为：“话语并不只具有意义或真理，而且还具有历史，有一种并不把它归于奇异的生成变化律这样的特殊的历史。”(14)但是“福柯认为科学话语的历史分析最终应属于话语实践理论，而非属于认识的主体理论”(15)。诚如汪晖所言，刘禾“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16)，其由话语政治及“符号事件”所建立的一个“思想世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历史世界”如何，似乎并不清楚。但是这样的“思想世界”层面是否可以取代以往的“历史世界”层面的研究呢？或者说是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军事交锋的研究呢？很显然是不能的。作者在书中对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有许多批评，却很少肯定其积极的层面，似乎在她看起来，这种“话语政治”可以取代“现实政治”，而“符号事件”也可以取代“真实事件”，这样，就过分夸大了其作用。因为如果认为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冲突，只是“夷”等字眼英译“符号”的争论，而忽视了领土的割让、鸦片贸易的危害、五口通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香港回归也只是“接收”或是“回归”一类语词问题的争论，而可以忽视主权回归这样的事实呢？这样，作者就过于夸大了语词争论与符号表述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这种语词争论与符号表达确实是中英冲突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其再重要也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只是某种程度上关涉到尊严与主权的问题。因为殖民历史的问题，并非语词的争论可以完全解决的，它最终是要发生一些重要的事实变更，例如主权的割让与领土的丧失，如果把这样大的问题，仅仅归结于语词与符号的争论，那也就有舍本逐末的嫌疑。
    其次，能否把“夷”看成是“儒家经典主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书中对于“夷”的观念讨论非常之多，因为这是全书的重要论据。从雍正皇帝与乾隆皇帝对于“夷”的不同解释，到“夷/i/barbarian”衍指符号的产生及其影响，本书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进行解释，因为在作者看来，“‘夷’话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第三章，第101页)。这一说法，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夷”是核心概念，还是“华夷之辨”是核心概念？一个“夷”字能否被看成是主权理论，它是否有独立性，这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杨念群也提出“夷”字在英国人眼里的“敏感度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夸大了”，而且道光时期清人对“夷”字也失去了敏感性(17)。他对于该书把“夷”字意义的转移看成是中英冲突的关键表示怀疑，认为“清朝对这个条约体制的接受应该存在着一个更加复杂的机制”，不是一个“夷”字的禁用就能解释得清楚的(18)。笔者深有同感。与此同时，“夷”所针对的是“华”，“夷”与“华”是相对的、彼此互相依存的，离开了“华”，“夷”也就失去了其针对的对象，也就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尽管作者也注意到，“华和夷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朝代，始终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它们总是在进入具体的政治话语行为时才能生效”(第三章，第114页)，但是却看不到它们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讨论“夷”的概念，之所以谈论“夷”，是因为它的潜台词是“华”，如果离开了“华”，“夷”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将其看成是中国古典主权理论之核心概念，有些过分夸大，也是片面的。作者甚少笔墨讨论“华”的含义，这样，势必使得“夷”的概念也不全面。第二，与“夷”相类似的词甚多，如“蛮”、“戎”、“狄”，若说主权边界的话，这些词都有几乎类似的作用，所以过分拔高“夷”的位置，并不利于讨论问题。应该说“华夷之辨”是“儒家主权理论的核心概念”，而“夷”的概念只是其中的一个不能独立的分支而已。
    第三，该书在讨论日本人用“支那”对译“China”时，有为日本人辩护之嫌。作者认为中国的命名，也是因为有了“China”，认为近代中国的命名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渐走向‘中国/China’或‘中华/China’的衍指符号，它是跨语际的创造过程”(第三章，第108页)。因为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朝代，而没有“中国”这样的时代，所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成立，恰好正是这样的衍指符号所带来的，这样，就给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一词，只有“China”才能带来，而不是因为先有了“中国”，才对应英文的“China”。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还是一种故意玩弄文字游戏？“现代英语中的China和the Chinese的准确翻译，其实不应该是‘中国’和‘中国人’，而是‘支那’和‘支那人’(除非中国人宁愿不去正视这个事实，假装China和the Chinese这两个英文称谓没有问题)。”(第三章，第112页)作者在讨论日文的翻译时，突然做出这样的论断，实在让人有突兀的感觉，因为，作者也知道，日本在此之前并不是以“支那”或“支那人”称呼中国和中国人，以前一直是称“中国”、“中华”、“唐”、“中都”，既然作者是研究语言的，就不会不知道日本人为何要改变这样的用法。这里的问题不是“China”一词应该如何译的问题，而是日本人为何不用“中华”、“中国”这样的译法去翻译“China”，却用“支那”一词呢？就语言学来说，日语是拼音文字，或许“支那”没有问题，但是其改变以前的“中华”、“中国”的用法，却用“支那”这一外来语称呼中国，这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蔑视与贬低的心态，我们不能不说作者不会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只是作者还在拘泥于“China”应该译成“支那”的说法，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中文是表意文字，除极个别的外来词是音译外，大多数的外来词都是意译，原本有“中国”、“中华”这样的固有用法，为何还要用“支那”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中文意思的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或民族呢？既然作者深知“演变成为殖民征服和种族主义话语的有机部分”了，又为何责问中国人不接受“支那”一词呢？
    第四，在第五章《性别与帝国》中，前半部分讨论的是女传教士们的主权情结，而后半部分讨论的则是殖民地遗民辜鸿铭的主权情结，这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节，怎能放在一起讨论呢？作者说：“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已看到维多利亚女王赐给非洲人《新约全书》的象征行为，如何引发了其臣民对此行为的复制和再复制。在美利坚合众国，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典范，激发了斯丹通的想象力，使其‘自我主权’的女权主义观点得以萌生。无论是李提摩太夫人、斯戴德、巴克，还是斯丹通，主权情结在他们那里都有各自的特殊表现。”(第五章，第237页)这还是一种主权情结的问题，不过，作为传教士的主权情结与作为殖民地国民的主权情结有着本质的不同，似乎不能同日而语。即如女传教士的主权情结，讲的是女性如何争取自身的权利，通过各种方式去体现和表明其存在与权利，这和殖民地国家的争取独立自主的主权意识，有可比性吗？即便有可比性，也应该分清楚彼此的差异，女权主义者的“主权情结”与殖民地国家的“主权情结”，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作者在第五章中，却将这些混同起来，一同讨论，而且并未分析其间的差异，似乎给人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的印象。尤其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辜鸿铭的主权情结问题，他完全是一个忠于慈禧太后的“君主情结”，这里面也看成是一种性别的角色吗？尽管书中讨论过辜鸿铭对于维多利亚女王和慈禧太后几乎有着同样的尊敬心态，但是对于慈禧太后则是忠心耿耿，他要“捍卫一国之母”。在义和团运动之际，他屡屡撰文抨击西方殖民者，作者指出，“对主权认可或不予认可的法律行为，不仅直接威胁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众的生死存亡的权利，甚至也经常深深地潜入到个人的内心，造成殖民屈辱的创伤。辜鸿铭为了摆脱丧失主权的殖民地命运，毅然来到中国，追求拥有主权意识的尊严，并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国母，和他为自己选择的母国”(第五章，第247～248页)。对于辜鸿铭的主权意识的探讨，作者放在“性别与帝国”一章讨论，怎么看都有些别扭，尽管他效忠于“国母”慈禧太后，但是作为主体的辜鸿铭则是男性，这一章的讨论颇有些牵强附会。
    另外，书中还论证了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后，“夷”这个字就在汉语中“死”了，而且说此后“夷”就消失了，这是一种相当武断的论断，未作深入的考察而将这条禁令的作用过于夸大。或许是对英国等殖民者不再用“夷”字，但是并不表示“夷”在汉语中消失了。此字不仅未曾消失，而且官方还经常使用。即如《筹办夷务始末》，是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80卷、咸丰朝80卷、同治朝100卷。此书(道光朝编)编于咸丰六年(1856年)，不仅书名有“夷”字，而且内容中也处处见到此字。在监修总裁大学士文庆进书表中有言：“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至二十九年夷不进粤城通商受抚止。先后十四年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折奏，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19)这里不仅有“夷”字，而且英国的“英”字前还加一“口”字，以示轻蔑。此书编于咸丰六年，既开此风，以后此书名得以保留下来，咸丰、同治朝皆编辑此书，并用同样的书名，并未因为《天津条约》的禁令，而使得清人改变此书的书名，继续用“夷务”，称外交事务。这是官修史书，不仅依然用“筹办夷务始末”这个书名，而且文中依然用“外夷”字样，而此书编于光绪六年(1880年)，所以“夷”字何来“死亡”？
    或许以上所提出来的有些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笔者还是觉得值得进一步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应该肯定，此书确实给我们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英冲突，甚至是中西冲突，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视角，揭开了许多以前未能关注的层面，从而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以来中英关系和中西关系的理解。
    2010年2月25日初稿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2011年6月5日修订于天津南开园
    注释：
    
    ①［美］刘禾：《帝国的碰撞：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有关英文书评，主要有：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太平洋事务》(Alexander Woodside, Pacific Affairs)，78卷第4期，2005～2006年冬季号，第648～650页；卫思韩，《国际历史评论》(John E. Wills J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8卷2期(2006年6月)，第399～401页。
    ②［美］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③《读书》杂志2010年第1期，有讨论此书的专栏。分别刊登了刘禾《“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汪晖 《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杨念群《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格非《主权与话语政治》、赵京华《概念创新与话语分析的越境》、李陀《一点感想》等六篇文章。
    ④作者在《中文版后记》中说，英文版主要针对的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但是中文版出版时，那种论断已是老生常谈，针对性已不再鲜明，故改书名，因为其“更能捕捉到本书的精神”。
    ⑤参见刘禾主编：《交流的筹码：全球流通中的翻译问题》(Lydia H.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禾所写的前言。
    ⑥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导言》第1页。下面凡征引此书的，皆随文作注，不再作页下注，特此说明。
    ⑦参见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之《前方》(Introduction)。
    ⑧邓嗣禹和费正清主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资料综述，1839～1923》(Ssu-yü Teng, John K. Fairbank 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⑨具体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2005年增订版。
    ⑩［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Q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美］刘禾：《“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读书》2010年第1期。
    (12)杨念群：《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10年第1期。
    (13)从刘禾在《读书》杂志专栏上的文章看，她采用“符号学的转向”，似乎更注重的是学科上的意义。即如她说：“我在这本书里提出‘衍指符号’(super-sign)这一理论概念，其着眼点就是解释现代帝国与跨语际的思想符号相互纠缠的历史，以及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认知范式，特别是有关主权的论述系统，如何最后落实在学科本身的建制上(如国际法、近代史学、国际关系、语法学、符号学、人类学等)。”《读书》2010年第1期。
    (1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转引自莫伟民：《译者引语：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15)莫伟民：《译者引语：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第8页。
    (16)汪晖：《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读书》2010年第1期。
    (17)(18)杨念群：《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10年第1期。
    (19)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进书表》，第1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