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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种族关系法案》的出台与执行在对有色人种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例如，1977年政府加强对城镇援助项目运营的管理，并将经费由原来的3000万英镑提高到1.25亿英镑，管理职责也从内政部转移到环境部。(43)这对有色人种的生活来讲带来了较大的改善。 该法案也为有色人种提供了参政的平台。法案出台后，不仅有色人种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而且黑人压力集团在常规政治领域开始承担起更大、更常规的角色；“种族游说集团”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受人尊重。 《1976年种族关系法案》的出台对那些持种族歧视观念的组织也给予了有力打击。星期一俱乐部(Monday Club)的分化和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就是最好的说明。(44) 然而，《1976年种族关系法案》毕竟是在有色人种仍然处于较艰难的境况下产生的，它的作用和功能还是非常有限的。它所维护的群体本身处在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它所制定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较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是政府的态度所致，如随后的撒切尔政府在《1981年英国国籍法案》中所具有的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以及保守党惯有的种族歧视路线，均使得该法案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又削减新城镇援助方案的开支，种族平等调查团的财政援助也被削减，五位调查团成员被裁减。(45)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因数量有限，所以对普选制度下的英国决策影响甚微；同时，全英国范围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现象并没有消除。时至今日，一桩又一桩的警察或白人屠杀有色人种的案件仍在发生，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法案毕竟给有色人种提供了发展的依据，他们正是沿着法案所指导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去靠近理想的目标。 1976年诺丁山种族骚乱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其过程本身已不为人所熟知，但骚乱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却是不易被人们忽视的：当时英国重建的工业体系受到全球性石油危机的致命打击；国内劳资冲突此起彼伏；工党引以为自豪的“充分就业”的福利政策已然无法执行；经济局势的恶化使得英国白人将仇恨的目光投向这些处在工业城市屋檐下的异族人。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英国开始探索新出路的时代：工业体系从传统的重工业开始向新工业体系转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已逐步让位于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货币市场政策；工人力量开始逐渐遭到削弱；各种新观念开始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讲，诺丁山种族骚乱恰恰是英国国内风云变革局势下的一个缩影。 1976年诺丁山种族骚乱所展现出的特征与第一代有色人种移民的骚乱特征相比已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从1948年第一代有色人种来到英国谋生，到1976年第二代移民的成长，已有近30年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从英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比他们的父辈更多地感受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种族歧视，这已不是文化的不同、肤色的差异以及性格的喜好，而是英国白人群体对有色人种的一种带有否定性、偏狭性，以及夹杂侮辱性的复杂的歧视观。因此，第二代有色人种移民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深、更强烈的种族歧视。与第一代移民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他们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谋生，而更多的是一种自由发展的生活空间，以及与白人平等的对待标准和条件。 1976年诺丁山种族骚乱提出的这一要求——为有色人种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消除种族歧视是英国社会中存在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但它却是当时英国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可以说，英国政府在1976年诺丁山种族骚乱后不久便出台了《1976年种族关系法案》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法案从对种族歧视的行为界定、教育机构以及个人的行为、就业场所中涉及的待遇、住房、警民关系等八十多个方面，详细地规定和约束了种族歧视的行为。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为有色人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也为种族关系指出了发展方向。1976年以后，有色人种在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积极的热情，如积极参与政治选举活动、积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以及种族身份认同，等等。 但是，种族歧视是英国国内存在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观念是英国几百年来凭借现代化的先进武器“赢得”的一种优越感，是数代人传承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因此，法案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领域内事实上存在的种族歧视：尽管黑人已拥有投票权，但这并不能影响普选制下英国白人主政的格局；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意味着有色人种可以出现在曾经专属于白人的场所，而不受白人言语上歧视性的呵斥。这也就是英国尽管拥有一部相当完善的种族关系法案，但现实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却为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法案的苍白无力，也说明有色人种在消除种族歧视这一不平等道路上还要走很长的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