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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三重玻璃效应”与“双重离散” 张梅：现在移民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人都在谈“离散者”（Diaspora），还有跨国主义，可是您提出了“三重玻璃效应”和“双重离散”。据我了解“玻璃天花板”是大家经常讲的，用来比喻有色族裔所遭遇到的升职瓶颈，可是您的提法与大家讲的并不一样，您的“三重玻璃效应”应该怎样理解呢？ 郭世宝：这个理论是根据我对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在此之前，很多学者都用“玻璃天花板”来研究分析新移民的适应情况，尽管这个理论有现实根据和现实意义，对研究华侨华人的职业发展也很有帮助，但是“玻璃天花板”理论毕竟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玻璃天花板”的理论发展主要是用来描述美国女性的升职情况，特别是用来揭示美国职业女性在升职中遇到的困境。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些新移民确实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但是更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职业的大门，他们在求职的过程中被挡在了门外，更谈不上升职了，所以我的研究数据显示，华侨华人的社会适应问题首先面临的是求职，而非升职。在求职的过程中，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取得国外学历的认证。例如作为一名工程师，不管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还是化工，想在加拿大继续做一名工程师，你需要做的，首先是让自己变成当地工程师协会的会员，然后才有资格申请工程师的工作；教师、护士、医生也是如此。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在升职之前有可能遇到两层无形的障碍，即“玻璃院门”和“玻璃房门”。关于“玻璃院门”，由于多数新移民没有加拿大的学历，所持有的中国学历又不被认可，甚至被贬低，造成他们被拒于专业人士协会之外，我把这层障碍称为“玻璃院门”。 当然也有些人通过学习和考试，成功地打破“玻璃院门”而进入求职的大门。但是在求职的过程中，多数雇主会看你有没有加拿大当地的工作经验，或者英语说得够不够标准，可能会以这些理由来拒绝雇用你，我把这层障碍称为“玻璃房门”。有些移民成功地打破这两层障碍，变成了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并找到自己领域的工作，在工作及升职的过程中才会遇到“玻璃天花板”的问题，或者遇到与白人同事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这也是“玻璃天花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的理由是新移民的语言不够好，他们不是白种人，面临很多类似的种族歧视。“玻璃院门”、“玻璃房门”以及最后的“玻璃天花板”，加起来产生了一种效应，我把它称为“三重玻璃效应”。在此效应下，有的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有的高职低就，例如原来的工程师现在变成了普通技术人员——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业情况就非常不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状况，出现了社会阶层的下滑趋势，对整个移民群体的融入和融合，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以上就是“三重玻璃效应”的来源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 张梅：那如何理解“双重离散”理论呢？ 郭世宝：我们通常所谓的“海归”，按照传统的理论解释，都是单向流动——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故土，移居海外多年后，最终又回到故土，通常称为叶落归根。可是在跨国背景下，有些人漂泊多年后回来了，但这个回归是短暂的，因为他们在加拿大还有房子、家人，他们希望在中国住一段时间，最后再回去居住，或者退休后去加拿大养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归的归来是暂时的，是移民整个一生中短暂的一段。他们持有加拿大的护照，但同时也确实是海归，这样就有了双重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既是中国的海归，同时又是加拿大的侨民，这是一种双重角色，这样他们就成了促进中加文化、经济往来的桥梁，这就是“双重离散”理论的由来。 张梅：从您刚才的讲解，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循环回流吗？ 郭世宝：对，是循环回流。就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来说，他的双重性就是循环回流。原来的移民理论，把移民的过程看作有始有终，漂泊多年后会叶落归根。“双重离散”则把移民视为循环流动，在这个理论下的回流并不意味着要把“移民”身份画上句号，而是把它看成循环流动过程中的其中一站。 张梅：由于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我在哈佛大学时与合作导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怡明教授交流时，他也提到欧洲移民的循环回流问题。您有没有将华侨华人与欧洲移民或者是其他国家移民的循环回流进行对比呢？ 郭世宝：对比的研究，我还没有做，但有一些思考。通常说的离散而居，最早是看以色列犹太人流动的情况，其他比较大的移民群体还有印度人和英国人。英国人有他们的殖民历史，以前很多移民到英国以外的国家去工作，进行殖民活动，工作多年以后有很多人又回到了英国，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是两地居住。不仅仅是英国人，在温哥华我就遇到了一位德国教授，在温哥华工作多年后现在退休了，可是他有两个儿子在德国居住，他就想和儿子住得近一点，于是就把温哥华的大房子卖掉，在德国和温哥华各买了一个小一点的公寓，这样就可以一部分时间住在温哥华，一部分时间住在德国。这种例子在移民中是比较多的。中国移民随着其经济情况的转变，这种情况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