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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年，东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广智书局。该书局成为康梁向国内传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阵地，它重视历史类、政治类图书的译介，力图通过图书出版帮助国内知识分子建立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形势的新理解，吸纳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六十余种，涉及“专门史”著作、历史教科书等。译介出版的史书文字明白晓畅，充满激情与魔力，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广智书局译介的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译介史著中体现的“普遍历史”思想、“专门史”的书写模式以及新的史书体裁，推动了中外史学的“会通”，促进了“新史学”思潮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广智书局 史书译介 “专门史” 出版机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19）》（项目编号：14FZS034）、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M55188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DLSJ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少峰，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在站博士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史学发展。 20世纪初年的上海出版业，除了商务印书馆外，广智书局是较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当年，《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上不断刊出“文明绍介”栏目，所介绍的图书大多由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广智书局创办于1902年，在其存在的十余年时间里，出版各类图书400余种，其中历史类图书77种，译自国外的历史类图书64种。当前，学术界关于广智书局的研究成果颇多[①]，为认识广智书局的出版活动奠定了基础。然而，对广智书局译介的史学著作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的关系，鲜有论及。本文力图以此为突破口，着重论述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内容、特点，认识和分析该出版机构译介的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反响。 一 广智书局之设立 上海作为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风气较为开放，交通便利，自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出版机构负责人也认为，只有在上海，图书才能有更好的销路，“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②]“上海者，中国文明之薮，翻译局遍设，书肆满衢，皆可以输入文明者也。然非印书局不为功，上海最大之印书局为商务印书馆，而广智、而华洋、而铸古，以及其他大小印书局，盖不以枚举。”[③] 随着全国中小学堂、高等学堂的开办，各地也前往上海购取学堂之书。[④]广智书局取名为广智，意为“广为传播智识”之意。1902年初，广智书局选择在上海创办，书局对外公开的老板是冯镜如。[⑤]然而，书局幕后主持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与冯镜如结识于戊戌政变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东走日本，在横滨结识了香港商人冯镜如、冯紫珊兄弟。《清议报》就是在冯氏兄弟的资助下发行的。[⑥]此时康、梁尚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康、梁看重冯镜如的香港身份，以冯氏名义作为出版发行人，必定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事实证明，康、梁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英总领事给清政府的函件，以及清政府批转给地方巡抚保护版权的函件，出现在了广智书局出版物的扉页。告示如下： 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抚苏松太兵备道袁为给示谕禁事： 本年二月二日，接英总领事霍来函以“香港人冯镜如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翻译西书，刊印出售，请出示禁止翻刻印售，并行县廨一体示禁。附具切结，声明局中刊刻各书，均系自译之本”等情，函致到道。除分行县委，随时查禁外，合亟出示余谕禁。为此示。仰书贾人等一体遵照，勿得任意翻印渔利。倘有前项情弊，定行题究不贷。其各凛遵勿违。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示[⑦] 至于书局开办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康、梁的报馆、团体、书局之间的关系为“以报开会、以会立局、以局养会”，[⑧]通过书局的盈利来维持保皇会的运行。笔者认为，康、梁等人创办广智书局并不是一时性起，而是有了很长时间的筹划，并进行过实践。康有为在1896年开始撰写《日本书目志》，1897年5月完稿，对日本新出各书已基本了然于胸。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陆续发表，其中有一节《论译书》，专门探讨西书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译书是“强国第一要义”。1897年大同译书局创办，可以说是康、梁出版思想的一次实践，但是大同译书局仅存在年余就被查禁了。 康有为、梁启超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康、梁创办出版机构，译介图书的重心所在。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就是例证。广智书局设立在国内，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其一，宣传政见，占领舆论。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黑暗中国的“一线光明”所在，[⑨]书籍是改变中国人观念，激发国民爱国心的一大源泉。其二，设立书局便于自著图书出版。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在国内赢得了名声，但是变法失败以后，他们的著作出版受到了影响，没有出版机构敢于出版他们的著作，他们只能选择国外的出版机构来出版图书。其三，国内设立书局能够盈利。康有为认为，“八股新变，考试皆取外国之学，以数百万之童生，数十万之秀才所用，故新书大销争售。外国土地、宫室、人物影相亦争售，四川、云南、甘肃之僻地，价皆数倍，观今广智书局昼夜赶印不及可见。”[⑩]广智书局1903年前后发行的出版物印证了这一点。据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1911年4月统计，1911年前上海的书局书庄有116个[11]，张仲民教授统计晚清上海存在过的书局有421家[12]。由此证明，书局肯定是盈利的。书局不仅要支付雇佣员工的工资，还要支付稿费、房租等一系列费用。如果没有利润可图，书局肯定不能够长久存在。 广智书局初期运行经费主要由梁启超通过募股的形式筹得。《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言：“壬寅春间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经理为梁荫南，总经理为黄慧之，驻横滨总管全局出纳，十年携款至沪开办，不过六万元。”[13]然而，广智书局的管理架构甚为复杂。最初，梁荫南不懂书局管理，在1902年、1903年连年亏损，书局不得已，在1903年夏改由梁启超的弟子何擎一负责。管理财务的黄慧之又涉嫌贪污，把书局推向了崩溃边缘，直到1904年初，书局方解决此问题。 广智书局步入正轨，不仅在上海有总局，在北京、南昌等地设有分店。[14]当然书局运行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书局经历管理不善、贪污等事件后，徐勤向康有为提出建议，“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15]这导致后来广智书局的著者、译者中多为康氏门人。在稿件翻译方面亦如此。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前弟子收译稿，而稿不可用，或有先支译费，无交稿者，其数亦不下三千左右”，[16]其中湘中人占三分之一，同门人占三分之一，日本人翻译占三分之一。图书印刷不及时也是书局发展的障碍。书局最初拟定的出版方案并没有得到落实，康有为撰著的《物质救国论》也延期至1908年方才出版，康有为也因此大为光火。 由于广智书局出版计划执行不力，书局管理者经营不善，盈利收入支出繁杂等因，导致书局运行渐入窘境。1909年以后，广智书局的图书出版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以至于在1911年统计的出版机构名录里面，竟然找不到广智书局的名字。按照常理推算，曾经在上海有很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应该不会被故意漏掉。没有统计在名录中，说明其在1911年前后所出版的出版物太少，以至于被人们所忽略。广智书局还面临图书被盗版[17]，同行业竞争激烈的困境，微薄的图书收益不足以支付股东的分红。书局虽维持至1915年，但是在书局最后存在的四年时间里已经出书极少。[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