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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智书局出版物及特点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设立的出版机构多以欧洲出版的著作为蓝本进行翻译，而广智书局以日本出版的图书为蓝本进行翻译。[19]广智书局译介日本的图书与中外社会形势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广智书局在《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写道：“日本近日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故十年间变更之现象，比诸前代百年千年，尚或过之。然则据黄书以求日本今日之国情，无异据明史以语中国今日之时局也。且甲国人言乙国人之事，必不能如乙国人自言之详确也。”[20]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概况出从日本译介图书的缘由。其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缘于日本大兴“西学”，认同西方的发展历程代表着人类“普遍“发展模式，中国士大夫试图从图书中学习日本快速发展的经验；其二，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东走日本，在日本图书译介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三，甲午战争之后，前往日本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多，便于图书翻译工作的开展。其四，20世纪初年，从日本译介图书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开明书店主持人夏清贻写道：“自志士东游以来，译本书如风发云举，一切学科日渐进步，政法诸书尤辟浑茫，欧西巨子之学说，滔滔飞渡重洋，竞灌输吾同胞之意识界矣”。[21]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广智书局在成立之时曾经制定了宏大的出版计划。在《清议报》第一百册里，梁启超进行了广告宣传，并列出了书单，包括“已译待印书目”、“编译中学教科书”、“广智书局小丛书”等。广智书局出版的图书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法律、医学、社会、军事、教育等门类，同时还出版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德育、体育等学科的教科书。初步统计，广智书局出版图书达400余种，平均每年出书近三十种。在书局最初成立的1902年、1903年，两年共出版图书160余种，占广智书局出版物总数的41%[22]。自1904年至1909年的六年时间中，广智书局出版图书185种，占出版图书总数的45%。1910年至1915年，书局出版图书数量仅占总出版物的12%左右。[23] 广智书局出版的图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政治类、史地类图书的译介，重视实学图书出版。广智书局政治类图书占总图书种类的六分之一强，史地类图书占到总图书种类的三分之一多。这种译书主张与《西学书目表》、《大同译书局叙例》所言具有一致性，“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24]广智书局认为凡有用之书，皆随时刊布。 第二，译介图书“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在广智书局的所有出版物中，译自外国图书194种，占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25]而在译介的外国著作中，译自日本学者的作品又占据了多数。仅有极少数作品译自或者转译自美、英、法等国学者的著作。这与当时在华的外国出版机构译介图书对象有极大差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史，历史科目建设相对完备，形成了“支那史”、“东洋史”、“西洋史”研究机构，出版了丰富的历史著作。 第三，出版的中国学者著作中以康、梁作品为主，译介作品的承担者多为中国留日学生。初步统计，广智书局共出版梁启超自著图书26种，翻译著作6种；出版康有为著作11种，主编期刊1种。担任外文图书翻译的译手主要有赵必振、麦孟华、麦仲华、麦鼎华、梁启超、周逵、罗伯雅、陈鹏、罗普等人。赵必振翻译了17种日文图书，成为书局出版物译介的主力军。 第四，出版图书种类繁多，图书出版没有系统规划。从统计出的广智书局书目可知，书局翻译的图书包罗万象，涉及了当下学科分类中的所有学科。出版图书繁杂，导致出版物没有系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广智书局对利润的追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书籍，就出版什么图书。从《东坡尺牍》、《明儒学案》、《求阙斋日记类钞》到《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从《亚西利亚巴比伦史》到《欧洲十九世纪史》，从《地球与彗星之冲突》到《义和团战争图》，从各学科教科书到新版小说，可谓应有尽有。广智书局还校印前人诗文、尺牍、日记、类钞、碑帖等作品，出版此类图书共计46种。 书局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在上海书场颇有影响。但是，书局将盈利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使其逐渐丧失了特色与地位。广智书局最初看好了科场考试的图书需求，译介之书成为科场士子的宠儿。公奴描述了当时的出版情况：“若夫有用无用，盖视科场为衡，苟科场所不需，则虽佳亦从缓。能越此范围，殆百不及一”。[26]上海开明书店股东王维泰在《汴梁卖书记》中写道：“场前买书者，类皆取地理历史两部，杂著能阅者尚多，至教育一门，则寥寥无几。”[27]广智书局的历史、地理、政治类图书经常出现“赶印不及”的现象，一书年内再版并不稀奇。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学堂大兴，教科书又成为广智书局的出版对象。然而，广智书局没能够成为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所出版图书积压甚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