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主要特点： 第一，出版亡国史、大国衰亡史，以及国别发达史、名人传，挽救民族危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20世纪初年，中国再次遭受西方列强群体式掠夺，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有志之士无不摩拳擦掌。广智书局出版的《史学小丛书》对亡国史、大国衰落史异常关注，如《犹太史》、《埃及史》、《亚剌伯史》、《波斯史》、《亚西利亚巴比伦史》等史书，以达到“朝野忧国者鉴”的目的。译介的《意大利独立史》、《希腊独立史》、《南阿新建国史》、《日本维新慷慨史》、《法国革命史》以及《德相卑斯麦传》、《伊藤博文》、《意将军加里波的传》等独立史、名人传，意在彰显民族气节，表彰优秀人物、爱国志士在民族崛起中的贡献。《南阿新建国史》文中有言：“夫阿州鱼肉于欧人久矣，得古鲁家振作民气，其收效若此，然则地广人众者可以鉴矣。”[53]译者认为，南非久受欧洲奴役，在英雄人物带领下，民气大振，中国亦当如此。 第二，出版世界发展史，关注当代世界发展新趋势。广智书局不仅关注衰亡史，而且重视当代世界最新发展趋势。书局译介了一批当代史、外交史著作，如《世界近世史》、《欧洲十九世纪史》、《十九世纪大势略论》、《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今世欧洲外交史》、《日俄战役外交史》、《现今中俄大势论》等，特别关注世界的发展动向和各国之间的外交策略。书中有言：“欲知政上未来之问题，无不原因于过去之实验者，凡吾人研究政治学，非以史学为根据不可。”[54]以上著作分析了世界各国思想、哲学、军事、外交、国力等方面的变化，并预测未来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近世史》一书分为五编，内容包括新航路开辟、欧洲宗教改革、欧洲列国之波澜、东洋诸国之变动、欧美自由主义之发动，并论及了美国的建立与法国大革命，止于维也纳会议。该书中有梁启超按语，梁氏称赞该书为“东国史籍中第一善本”。[55] 第三，重视文明史著作以及政治、商业、经济、法律等专史的译介。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国文明小史》。《中国文明小史》内容不局限于政治和战争，而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礼节、建筑、文学等领域，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支那史要》概述了中国自开辟时代至清末时期的发展史，同样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该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56]文明史书写方式改变了以往史书撰写方式，内容更加丰富，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在文明史的影响下，各种专史研究和论述也逐渐丰富起来，宪法史、政党史、制度史、外交史、商业史、财政史等各种专史书籍不断出现。 第四，出版历史教科书，适应了社会需求。戊戌变法期间以及之后，特别是清末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办学堂，注重历史教育，特别是重视外国历史教育，以资借鉴。学堂对教科书的需求逐渐增多。《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等书籍曾被作为教科书参考使用。但是，教科书编纂出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吾国自有翻译西籍以来，西史寥寥，而可充中学堂用，已辑为教科书者，益不可得。”[57]广智书局出版自著、译介教科书近五十种，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在历史教科书方面，译介出版的《泰西史教科书》、《支那史要》、《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等历史教科书，尽管没有通过学部审定成为官方教材，但同样受到了各学堂的欢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