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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译介历史类图书的意义与影响 尽管广智书局图书出版具有一定“功利性”,但是书局历史类出版物的潜在影响深远。图书翻译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照”表现尤为突出。译者在《中国财政纪略序》中写道：“中国百务失政，腐败不堪。今日欲锐意整理，昌言改革，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当局所最棘手者，尤莫如财权尽失一事”，“财权既失，则外制于人，内穷于己”。[58]译者翻译《中国财政纪略》是为了“有心者”能从中得到财政管理的借鉴。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采用新的史书编纂体裁和体例，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发展。《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六册，[59]采取编、章、节的新式史书编纂体裁。《泰西史教科书》共二册六编，该书是章节体教科书并具有明确时代分期的代表，对国内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具有启发意义。日本式的文明史编辑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世界史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中认识，对于国人认同西方列强的发展进程，认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专门史”著作的译介，不仅改变了史家对“中国之过去”的认识角度，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书写模式。[60] 其二，国人对本国发展情形，西方国家的侵略行为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东亚将来大势论》、《东亚各港口岸志》等史书，主要论述了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列强对中国关注的目的及动向。如，《东亚各港口岸志》介绍了中国台湾、香港、沿海、长江各口岸的地理位置、风俗物产、贸易情形。在《芜湖》中写道：“民俗甚属勤俭，勤耕稼穑，善营田土，畦畎相望也，故获收田利颇多，人民稍有富色焉。……实为输出品之主目也。”[61]《十九世纪大势通论》认为，有形之战争已经稍息，“无形之战争必日起而日烈，杀人如草，流血无声，而国家之兴废存亡，必与其工商业之兴衰而决之。”[62]处于世纪之交的新式知识分子读之，又怎能对国家民族之危亡熟视无睹呢。 其三，书局所译介的外国史书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史学思潮、学校教育、思想变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史书的原著者均为外国人，日本学者居多，他们不可能站在中国社会立场之上思考问题，甚至在行文中使用污蔑性的语言，但是，这些出版物在中国语境中的确发挥了资鉴的效应，译介的史书契合了“救亡”的时代主题，符合社会的需求。《中国文明小史》中有言：“中国人民常苦于独裁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独裁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独裁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63]赵必振在其译著中写道：“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故今日之谈新史学者，辙谓中国无史，非无史也，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年表耳。”[64]日本之旧史与中国相类似，自明治维新以来，史家随其风潮而改革，“一洗其旧日君史之陋习，而纪其有关于社会之大者，是为东亚民史之权舆”。这种语言和论述能够鼓舞国人士气，增强国人斗志。 其四，广智书局译介的史著在树立国人世界观念，增强“国家”、“民族”、“社会”等政治观念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03年《大陆报》刊发的文章指出：“我中国闭关于昆仑山脉之下，锁国于马来半岛之东，极东孤立，庞然自大，其交通者，不过如汉儒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已，知识未周，见闻不广，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数十年来，海禁开放，宗教、贸易、外交、学术、技艺之会通，我国民耳濡目染，则世界之观念，宜其勃然兴起，以成世界史，而沾溉同胞矣。”[65]世界史著、国别史著作在广智书局出版物中占据了一定分量。日本编撰的史书受西方史学观念影响颇大，特别是文明史的撰写方法。行文中“国民”、“国家”、“社会”、“实业”、“财政”、“外交”等词语随处可见。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译著突出社会发展大势，读者能够重建历史事实“互为因果，连绵总续”的关系。[66]译介的日本史著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好评，“日人新编，较为扼要，且多新识”。[67] 五 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危机，“中国进入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一样都不可避免，作为民营出版的广智书局与社会形势变化紧密相连。从社会影响而言，广智书局译介的图书，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通过阅读最新历史类、政法类等图书，对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非欧美地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认同，对政治和政治参与产生了新的理解。中国社会精英再次思考应对社会变化的策略。从史学演进角度而言，广智书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为“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延续作用。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新的史书撰写风格，为“新史学”的“立”奠定了基础。《支那史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书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多次再版，显示了社会的迫切需求，彰显了出版人的学识和时代责任感。 注释：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张朋园的《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邹振环的《广智书局的地理学译著》见《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周振鹤的《广智书局新书目录》，见《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吴宇浩的《广智书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等。 [②] 包公毅：《金粟斋译书处》，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③] 剑村游客辑：《上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铅印本，第7页。 [④] 如山西巡抚给皇帝上奏折，要求选派绅士前往上海购书。参见《山西巡抚晋省赴沪购书奏片》，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三，第300页。 [⑤]后来，冯镜如对只担任名义发行人表达了不满，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道：“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笔者认为，冯镜如是对书局盈利分配有成见，并不是要负责书局事务。 [⑥]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⑦] 在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支那史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等书籍扉页都印有这份文件，封底印有“书经存案，翻印必究”字样。 [⑧] 吴宇浩：《广智书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页、第69页。吴宇浩认为，广智书局用部分盈利支持了康有为安排的暗杀活动。 [⑨]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⑩]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页。 [11] 《辛亥五月以前上海的出版业》，《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书局没有统计上，在这个名单里面没有找到广智书局的名字。 [12] 张仲民：《晚清上海书局名录》，收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 [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0页。 [14]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第51页；另见，张仲民：《晚清上海书局名录》。 [15]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16]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7页。 [17] 梁启超写道：“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7页。实际上，晚清图书盗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个别书局虽有版权意识，但是政府并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 [18] 至于书局具体关门歇业的时间，笔者没有搜集到确凿的证据，采用当前学者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上海出版志》第一章第二节写道：“1925年（广益书局）与世界书局共同受盘广智书局”，具体情况待考。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48/node29050/node29052/userobject1ai54454.html。 [19] 日本出版的书籍亦没有摆脱西方著作的影响。这些著作或者是译自西方，或者是以西方著作为蓝本进行重新改编、改写。 [20] 广智书局编译部：《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之例言》，《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广智书局1902年版，木刻本。“黄书”当指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 [21] 公奴：《金陵贩书记·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3页。 [22] 吴宇浩：《广智书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2页。 [23] 有些图书出版年份不能确定，固而无法进行分类。 [24] 《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58页。 [25] 在410余种出版物中，尚有53种作者不明。 [26] 公奴：《金陵贩书记·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9页。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销售最好的书籍一般冠之以时务大全、大成、汇纂、通考、统宗、渊海等名称。 [27] 王维泰：《汴梁卖书记》，收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21页。 [28] 公奴：《金陵贩书记·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4页。 [29—52]详见表格附注 [53]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238页。 [54] 《去来两纪日本与世界列国之关系》，《十九世纪世界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7月版。 [55] 《<世界近世史>广告》，《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 [56] 《<支那史要>广告》，《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 [57] 《绍介批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教育杂志》第六期，1909年7月12日。 [58] 《中国财政纪略·序》，广智书局1902年版。 [59] 《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有木刻板、铅印版之别。该书采用纸张的不同，装订的方式亦有区别，有的订为1厚册，有的线状为四册。 [60] 章清：《重塑“中国历史”——学科意识的提升与“专门史”书写》，《史学月刊》2008年第8、9期。 [61] 《东亚各港口岸志》第三章第一节《芜湖》，广智书局1902年版。 [62] 《十九世纪大势略论·两世纪之大观》，广智书局1902年版。 [63] 《中国文明小史·总评》，广智书局1902年版。 [64] 赵必振：《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序》，《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广智书局1902年版，木刻本。 [65] 《近世世界史之观念》，《大陆报》第2期，1903年1月8日。 [66] 《中国文明小史·原序》，广智书局1902年版。 [67] 王舟瑶：《中国通史讲义·论读史法》（贰编），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