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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通过中英文原始资料，追述了芝加哥唐人街历史，论证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华人社区在跨国移民与商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芝加哥所拥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让城中的华人杂货业得以扩大生意范围；芝加哥的国际化氛围还培养了中餐精致饮食文化的先驱；城内的华人洗衣业也成为美国中西部城镇洗衣业的典范。这些特征都表明了芝加哥城内的华埠社区是美国中西部地区跨国移民与商贸中心的一个重要枢纽。华人企业家们不仅仅为他们个人商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华人社区及家乡父老的集体生存、发展与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 键 词：美国 芝加哥 跨国移民 华人移民 民族商业 唐人街 作者简介：令狐萍，女，博士，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当今亚美研究”丛书首任主编，美国亚裔研究协会期刊《美国亚裔研究》前任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美国亚裔与华裔社会、美国亚裔与华裔妇女，首创“文化社区”理论，出版十一部学术专著与百余篇学术论文。 坐落在美国的心脏部位，并享有水陆交通便利的芝加哥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自19世纪中期开始，这座汇聚了多元文化的城市便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如加拿大、德国、英国、爱尔兰、瑞典、挪威、苏格兰、波兰以及意大利移民都纷纷来到芝加哥，并在此建立了本族裔的居住社区，使得芝加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族裔都市。 对于最初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华人来说，芝加哥在19世纪70年代提供了一个尚在成长并十分诱人的经济机会。在这里，华人于城中商业圈建立了一个小规模但充满生机的社区，中国杂货店、洗衣店、餐馆以及社区堂会赡养扶持着早期唐人街的居民们。当时，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很普遍，最典型的为19世纪80年代排华法案的通过及其实施，影响着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初，芝加哥市中心的业主们调高了房地产租金，使得华人的商业活动难以持续，迫使绝大多数华人迁移到房地产价格较为低廉的城南地区。在城南，华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唐人街。这座在当今被称为“南华埠社区”的唐人街也成为芝加哥的主要旅游景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来的作为难民的华裔复兴了北部的亚皆老街，形成了“北华埠”。与此同时，城郊的华埠社区也迅速成长起来。 现存的关于芝加哥华人的学术著作已经对于华人商业做出了一定的解释，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这个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范丁清(Tin－Chin Fan)的论文“芝加哥的中国居民”，虽然对几个社区组织进行了普查，却仅提供了有限的叙述以及关于华人商业的少量解释。[1]社会学家萧成鹏(Paul S. P. Siu)的博士论文“华人洗衣工：社会隔离研究”，提出了关于华人洗衣工的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作为“旅居者”(sojourner)的中国移民。他关于华人洗衣工“内部集团趋势”(in－group tendency)的观察也是关于华人族群亲属关系网的早期研究之一。[2]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历史学家Adam McKeown的著作《华人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夏威夷，1900—1936》。该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比较研究三个不同地区的华人移民，考察了芝加哥唐人街内的宗族关系以及华人移民网络。[3]此外，余全毅(Henry Yu)的《思考东方：当代美国的移民、关系与异国风情》[4]以及Mae M. Nagi的“跨国主义与‘异者’的变迁”[5]也提供了关于芝加哥华人的宝贵观察。虽然萧成鹏和McKeown对于芝加哥华人的分析提出了理论框架，但他们都没有利用美国移民归化局的档案资料以及中国地方志、族谱、侨刊和政府统计数据中的重要资料来解释芝加哥华人的商业运作体系。①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跨国主义的理论框架，通过重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华人跨国商业活动，缜密地考察跨国亲属关系网如何影响芝加哥华人商业运作的各个方面。尽管“跨国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数名人类学家提出的解释移民的跨地域、跨国以及跨文化活动的新理论，②但是本文收集的证据表明，跨国移民是一个更早的现象，它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华人商业中，那时跨国移民已成为芝加哥华人商业的主导因素。笔者的研究同时表明，芝加哥的华人社区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华人跨国移民的重要枢纽，芝加哥的华人商业网络成为中西部华人商业贸易的重要链接。如同美国的整体经济一样，芝加哥的华人经济在被大萧条冲击之前大步稳健地增长着。 通过重要的中英文资料，特别是美国移民归化局的芝加哥华人案例档案(CCCF)、波吉斯档案(the Ernest Watson Burgess Papers)、当地报纸、芝加哥华人博物馆的馆藏资料以及中国地方志、族谱、侨刊和政府统计数据，本文提供了有关芝加哥华人商业经营的全方位的新见解。 一、追溯芝加哥唐人街历史：梅氏兄弟与早期华人社区 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里，因西海岸经济衰退而强化的排华运动影响了美国华人移民人口的重新分布：华人从西海岸向美国中部、东部与南部迁徙。位于美国的中心，同时也是陆地、水路、铁路及后来的航空运输中心的芝加哥，扮演着北美华人移民枢纽的重要角色。 在从西海岸向美国各地分散的中国劳工中，一位名叫梅宗周(又名兴隆)的华人，对风城芝加哥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像大部分在美国的早期中国移民一样，梅宗周来自中国沿海省份广东省的台山县。梅宗周在同乡中间以倔强、足智多谋和机灵善变而著名。梅宗周为数不多的相片，也展现了他是一个外表严肃、意志坚定并且脚踏实地的男人。[6]19世纪70年代，梅宗周抵达芝加哥。他的两个弟弟梅宗凯(又名Sam Moy)和梅宗瑀也随后抵达。 在芝加哥受到当地人比较温和的对待后，梅宗周于1889年写信给那些在三藩市的同胞，邀请他们来芝加哥定居。[7]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城内已有100名华人。梅宗周也相继给他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写信，邀请他们移民美国。到1885年为止，已经有40名从梅宗周家乡来的梅氏家族成员在芝加哥居住。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有超过500名华人居住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华埠社区——南奇勒街道(South Clark Street)内。[8]洗衣店、杂货店和餐馆组成了早期的唐人街。芝加哥市中心的两家华人洗衣店、些许其他生意以及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间华人教堂构成了早期的芝加哥唐人街。 在华人商业中，洗衣店的经营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只需要有限的技术和很少的资金。一名洗衣工人所要具备的只是一个洗衣盆、一块搓板、一个熨斗和一个熨衣板。华人洗衣工可以选择一个地区，找出租金最低的位置来开店。因此，华人手工洗衣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在1874年，芝加哥共有18间华人洗衣店在营业，其中有15间位于市中心的麦迪逊和罗斯福路地区，两间在城西，还有一间在城南。1883年，华人洗衣店的数量比早期增长了十多倍，有198间。过半数的洗衣店(107间)仍然集中于市中心，其余的则分散在城中各地。到了1893年，华人洗衣店略减至190间，但相较十年前，分布范围更广，遍及城中各处。[9]芝加哥的华人洗衣店在地理位置上的分散现象遵循了美国其他主要城市的类似模式。[10] 在华人洗衣业发展的同时，芝加哥的华人人口也在迅速增长。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二十年间的华人人口已增长至将近600人；但当地新闻报刊估计有2000人。[11]在周末，华人会聚集在南奇勒街区与亲友相会，享用正宗的中国菜，玩番摊(fan－tan，当时十分受欢迎的一种中国赌博游戏)来放松，或者抽雪茄或鸦片。对于华人来说，中国新年的庆典是最重大、喜庆的活动。在新年那一天，通常是阳历的二月初，华人都会身着手工缝制的丝绸礼服，穿上洁白的袜子和厚底鞋，放下盘在头顶的长辫，前往南奇勒街区庆祝。 芝加哥华人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白人居民感到十分不适应与不信任。让他们感到最不舒服的是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互动——华人男性劳工，大部分为洗衣工人，向白人女性老师学习英文。但是，与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纽约、波士顿或者密尔沃基(Milwaukie)的残暴排华风潮有所不同，当地主流社会对芝加哥华人的排斥多以经济制裁的形式出现。[12]1905年，为抗议在加州的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国商人、市民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作为报复，芝加哥市中心区的业主大幅度提升了房屋租金来驱逐华人商业和租客。到了20世纪10年代早期，华人在南奇勒街区的中型杂货店，每个月租金约为225美金。与此同时，在城南的西二十二街的一间面积相似的店面，每个月租金约为125～190美金。[13]因此，在1910年，大约半数的华人人口被迫搬离奇勒街而迁到市中心以外的南部地区。[14]1912年2月，包括华商和华工在内的主要社区组织安良工商会(On Leong)以及与安良相关的商业，都从奇勒街搬迁至二十二街、永活街(Wentworth)和舍麦路(Cermak)。随即，这个区域便被称为“新唐人街”。虽然经济压力似乎被看做是驱逐华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有关于其他原因的推断，如安良和协胜两个敌对堂口的纷争以及在南奇勒街区兴建的新联邦政府大楼，因为这会把唐人街置于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15] 位于从奇勒街到普林斯顿大道的二十二街区的新唐人街可能是1912年芝加哥城中最被忽视的区域。华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商业区和住宅区。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它庇荫了城中2000多华人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接下来20年的增长和扩张，不仅带来了20世纪20年代整体上的繁荣，到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唐人街已成为一个特色与规模兼备的美国华人城市社区。唐人街的发展是与芝加哥的发展同步的，因为芝加哥从1890年开始就以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城市”而闻名，同时也是正值发展中的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