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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芝加哥唐人街的理论分析：它是跨国移民和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劳工市场的种族化似乎在芝加哥华人族裔企业的定位中起了作用。在这个“第二城市”中，肉类加工厂和其他工厂吸收了大量的城市劳动力。1919年，在芝加哥的40万名就业于制造业的工人中，高于70％的雇佣劳动者受聘于多家至少有100名雇员的公司。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雇佣劳动者在工厂做工，这些工厂平均拥有超过1000名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一个典型的工人是受雇于大雇主的产业工人。不同族裔的工人相继受雇于大工厂主。例如，肉类加工厂和钢铁厂的早期工人均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稍微晚些时候也有来自波西米亚的工人。随着技术性工作的减少以及移民工人的来源有所改变，劳工逐渐变为非熟练型和半熟练型，多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黑人。[17]然而，一个来自亚洲的族群——菲律宾人，由于他们的英语会话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到了邮局和铁路乘务员与铁路搬运工的行列中。[18] 和其他族群的移民工人不同，芝加哥华人并没有加入到企业雇主所雇佣的劳工队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少英语对话能力及美国社会总体上的歧视。相反，与中国移民密集的美国其他城市的华人一样，他们将经济商机集中于特殊的族裔企业(niche)——食品杂货店、餐馆和洗衣店。 仔细考察芝加哥的华人经济，会发现其与众不同的特征。首先，芝加哥的杂货店商业与跨境族裔网在商业运营的各个方面都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杂货业不仅为华人洗衣房和杂碎外卖店(chop suey houses)提供货物，还为周边地区和邻州的杂货商提供货源，使芝加哥唐人街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杂货和其他商品的批发供应商。除此之外，芝加哥作为美国中西部水陆空的交通枢纽，使许多华人得以往返于芝加哥与其他城市之间，也使得芝加哥成为华人跨国移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其次，这座城市自身的都市氛围使得华人餐馆业主雄心勃勃，追求现代感和奢华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之际营造了美国的高档中式美食趋势。第三，芝加哥的华人手工洗衣店不仅为上千名中国移民提供了生计，同时也成为萧成鹏关于华人洗衣工田野调查的一个宽广而丰富的领域。芝加哥的华人洗衣业(以及在三藩市和纽约的华人洗衣业)成为中西部其他城镇华人洗衣业的雏形。第四，在芝加哥的商人，从梅氏兄弟到Chin F. Foin和汤信(Hong Sling)，均将他们的商业前景和运作方式国际化，充当了早期华人跨国移民的榜样。以下将对这几点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一)批发中心和旅游商店 永活街和西二十二街，是唐人街所在的主要大街，庇荫着大部分的华人商业和社区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共计有156间华人企业登记在当地的华人工商业名录中，其中有65间在永活街、60间在西二十二街。[19]唐人街的主要商业为以批发零售为主体的杂货店，售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举例来说，华人贸易公司(Chinese Trading Co. )的广告列举了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存货：芝麻油、酱油、竹笋、糖果、干货和调料。Sam Lung公司在1890年以前就已成立，位于南奇勒街区老华埠，这家老字号主要销售中国杂货、中草药、丝绸及其他种类的布料。[20] 相比之下，规模较大且更为著名的杂货店(根据每间店铺的创始时间顺序排列)包括梅氏三兄弟经营的位于永活街2243号的兴隆记(Hip Lung Yee Kee)，Chin F. Foin名下位于南奇勒街281号的Wing Chong Hai公司、位于南奇勒街509号的Quang Yuan Chong Kee公司、位于亚珠街(Arthur Avenue)2214号的华人贸易公司以及汤信经营的位于南奇勒街431号的Sam Lung公司。对于这些在芝加哥年代较为悠久公司的仔细考察，可以为华人跨国杂货业在资本投资、合作关系、组织结构、工资与分红、日常运作和营业额等方面提供一份详尽的说明。 复杂交错的家族宗亲关系网，在芝加哥华人杂货业的各个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家族宗亲关系网对于大型华人公司来说是必要的，它影响着公司在成立时期资金的筹集、商品的采购、雇员的招聘以及批发零售贸易。华人企业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从家属及朋友处获取资金，而非采用美国社会中获取资金创业的传统做法——向美国的银行申请贷款。许多移民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个累积资金的方法。通常情况下，大型的中国杂货店及餐馆会有10至30名合资伙伴，每人对企业的投资约为1000美金。在这些公司中，最大的股东和组织者一般都会身兼该公司经理这一角色。[21] 梅氏、陈氏与林氏这三大宗族的成员，都通过家族关系网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就如同兴隆记、泰华(Tai Wah and Company)以及Quang Yuan Chong Kee公司的例子所展示的一样。兴隆记或者简称为兴隆，是芝加哥城中最为古老的华人企业，最初由一位名字不详的华人移民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经营。梅宗周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购买此店，并命名为兴隆记。1880年，该店铺迁至南奇勒街323号，后时值唐人街迁移至城南，便又于1912年迁至永活街2243号，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兴隆记而知名。梅氏兄弟战略性地划分了相互间在经营跨国家族企业中的工作。三兄弟间最有感召力并且是“城中最老的华人”的梅宗周，德高望重，负责公共关系，代表梅氏与主流媒体以及华人社区进行协调。性格稳重冷静的梅宗凯，则自1885年起作为兴隆记的经理监管着公司的经营。作为公司的经理，因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梅宗凯经常出现在移民官办公室为公司的其他合伙人作证。拥有着英俊外表以及精明头脑的梅宗瑀则在大洋彼端经营着跨国家族企业，穿梭来往于芝加哥、三藩市和香港之间。1904年，兴隆记共有35名股东，其中有9名在店中任职，并且一律为梅氏的宗亲。在总值为4.1万美金的总资产中，现有存货的价值超过了1万美金。店铺内商品价值总计约为3万美元，其中并未包含商品欠款的账单以及在运送途中的货物。梅宗周和梅宗凯担任经理，而梅宗瑀则担任副财务主任，每月除了分红外净赚40美金。当梅宗瑀在中国时，梅氏兄弟的侄子梅同(Moy Toon)担任代理财务主任这一职位。[22]以上信息揭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首先，亲属关系业务的合作关系对于业务的创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和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本的保障是必要的。其次，资本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会不时地上下波动，但能在亲属关系网中维持下来。第三，为了具备竞争力，大型商业更趋向跨国间的公司经营。 中文史料进一步揭示了梅氏家族在几个主要的芝加哥华人宗族中，享受着最为广阔的跨国移民关系网。于1898年成立的芝加哥梅氏总公所(The Chicago Moy Shi Kung Sow)，作为梅氏宗族在北美的第二个分会(第一个分会于1894年在纽约成立)，拥有芝加哥所有华人社区组织中最庞大的成员队伍。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梅氏公所代表着一个在北美乃至全世界都有着联系和影响力的跨国关系网。早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梅氏便已成为在美国的梅氏宗族协会的领导者。它于1927年举办了第一届美国国内梅氏宗族会议，并多次举办了每三年在美国召开的会议。[23]广泛的国内及国际关系有助于芝加哥梅氏早期的创业并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势力。 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跨国家族关系网也不可或缺。芝加哥的华人企业家会派遣他们的家庭成员、亲属或者同乡，在抵达美国后去店里作有偿的或无偿的帮手。芝加哥大部分的华人杂货店通常都会雇佣亲属作为雇员。当梅氏兄弟及其宗族成员经营兴隆记时，陈氏宗族于19世纪90年代在南奇勒街381号成立了兴隆记的对手公司——Wing Chong Hai公司。富有且时髦的华商Chin F. Foin在1895年至1900年间担任这间公司的经理助理，后于1900年成为该公司的经理。他雇佣了20名员工维持商铺的日常经营。1908年，12名皆为陈氏亲属的投资合伙人共同拥有这间公司，并且作为员工在店铺内工作。在20世纪初，该商铺通常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价值2.5万美金的货物并且每年都能出售价值5万～6万美金不等的货物。Chin F. Foin在1908年的月收入为120美元(分红除外)；而于1893年加入该公司、拥有1000美金股份的成员Chin Wing Yuen, 日常工作为负责该商铺的草药分配和打包，也能得到每个月60美金的薪酬(包括分红)。[24]显而易见，正如兴隆记的情况一样，Wing Chong Hai公司也极大限度地依靠着亲属关系网以维持商业的日常运作。这两家商铺的销售额不相上下。 泰华(Tai Wah)可能是芝加哥城中第三古老的华人杂货店。该公司成立于1896年，库存商品总价值约为2万美金。除此之外，公司的11名股东大部分为梅氏宗亲。该商铺的销售人员月薪35美金。该商铺雇佣有经验的雇员，例如曾经在位于纽约Quong Yuen Sing华人杂货店工作的梅登(Moy Dung)，就优先被泰华雇佣了。很显然，华人商业受益于跨国亲属关系网，雇主们能从关系网中雇佣到更为理想的员工。与此同时，这个关系网也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工作流动性。作为一间有着良好声誉的大型公司，泰华同时也是一间银行。它见证了数不清的贷款交易以及为许多华人劳工管理存款。[25]华人商业中庞大的双重业务——既是商品公司又兼做银行——源自于发生在杂货店中的华人亲属以及朋友间的金钱借贷现象。亲属关系网中的金钱借贷是高度私人以及非正式的活动。华人移民通常把将个人储蓄借贷给亲属当做是一项家族义务或者作为一种投资形式，而这两种形式的借贷记录都是非正式以及不妥善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仅仅基于贷方对于借方的信任的非正式并且十分个人的保证。人际间的金钱借贷通常发生在华人杂货店中，在那里，近亲或者远房“表亲”会在购物结账或者参加社交活动时借钱给对方。[26]在这类交易中，作为“一种中国习俗”，收据或者其他的借贷记录都是不必要的，“表亲”相互间的信任对于贷方来说就是充分的保障。③举例来说，华人洗衣工Lum Joy于1903年借给他的表亲Lem Quai 600美金，后又于1904年借给他的另外一个表亲Lem Dock 600美金。在Lum Joy计划回中国探亲的时候，Lem Quai还款115美金，而Lem Dock则还款45美金。这两个借贷交易均在华人商铺Quang Yuen Co. 进行，并且只记录在了商店的账本上，而贷方Lum Joy本人并未留有任何能证明这两次交易的记录。[27] 由于在杂货店中进行的非正式的金钱借贷交易越来越频繁，由杰出商人经营的声誉良好的华人商铺开始作为宗族成员及顾客的银行或者投资经纪人。众多金钱交易也成为商铺经营的一部分。许多华人劳工把钱存入大型公司，让这些公司得以将这笔资金运用到商业运营中去，而后公司将会付给存款人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回报。梅记多(Moy Kee Doy)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梅记多1871年在中国出生，于1881年来到美国。1902年，他搬迁到了芝加哥，在喜来登哨所(Fort Sheridan)担任了两年高级职员的厨师。通过这份工作，他积攒了500美金并且交付给了泰华的记账人梅龙羽(Moy Lung You)。后来，他又让梅龙羽将他的500美金投资在一家于1903年开业运营的名为文英楼(Wee Ying Lo)的餐馆。从这笔投资中，他从每100美金中获得7美金作为分红。[28]虽然这7％的返利看似轻微，但仍称得上是有利可图的，这也吸引了亲朋好友中的投资人。除了为宗族成员及顾客理财外，一些商铺也经营着邮寄汇款的业务——代表华人移民汇款给其在中国国内的家人和亲戚。 跨国亲属关系网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华人杂货店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商品，这些产品多为干货、烹饪调料、薄荷、茶叶以及国产布匹。徐元音(Madeline Y. Hsu)关于华人跨国主义及移民的研究指出，因对中国杂货的需求而在香港产生了名为金山庄的新业务，以满足海外华人对中国产品的需要。起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金山庄与主要由亲属或同乡经营的华人海外业务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山庄的经理接受中国产品的订单并且代表海外华人产品公司安排装运。1922年底，全港有116家金山庄与在北美的华人公司做生意。由于需求量不断增长，至1930年底，金山庄的数量已翻倍至290家。[29]商品诸如茶、干货、烹饪调料、薄荷、布匹和瓷器，由香港通过海运进口至三藩市，再由三藩市通过火车运往芝加哥。 华人杂货店也会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亲自购买商品。Au Tat就是这类采购者之一。1884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开平地区吴务村(Ng Woo Village)的Au Tat，于1911年抵达美国三藩市，然后搭乘火车来到芝加哥。1917年，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位于西二十二街219号的Quong Hong Chong公司。这间拥有1.2万美金总资本且年度销售额为8万美金的店铺，售卖中国杂货和中草药。在店内拥有1000美金股息的Au Tat是该店铺的记账人并负责不时从香港购入货品。比如，他于1919年到香港出公差并于翌年返回。在香港停留期间，他与位于文咸街一号的Quong Loon Chuang商铺做生意，向该商铺替他在芝加哥的公司下订单。[30] 芝加哥的华人杂货铺作为核心的供应商分销货物到所有的内陆城市，这同时也体现了芝加哥这座城市作为批发零售巨头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地位。除了上述提到的专营批发零售业的大公司外，作为该地区小城镇中商铺的货物供应商的Quang Yuan Chong Kee公司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开业于1906年的Quang Yuan Chong Kee公司最初位于南奇勒街509号的老华埠内，每月租金为225美金。后于1913年随着其他位于南奇勒街的华人商铺一起迁至位于西二十二街241号的城南，每月支付190美金的租金。截至1913年，它已有25名股东——大部分来自林氏宗族，并拥有3万美金的总资产。其中有8名股东在店铺内工作。拥有公司最多股份的林Shear Lett自开业之日起便在Chong Yuan Chong Kee公司任职经理，Toy Hung Chuck则为记账员。Lim Yee是月薪为35美金的销售人员，他的职责包括销售店铺内的商品或者到邻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以及伊利诺州的小城镇出公差。他经常到访的城市包括密歇根州的巴特克里市和兰辛，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柯克摩市、韦恩堡以及皮鲁(Peru)。在这些城市，他接收商品订单并且向当地杂货店征收债务。Lim Yee是一个十分注重形象的人，在印第安纳州的皮鲁出公差的途中，看到商铺内有售西装和帽子，便买了下来。[31] Quang Yuan Chong Kee公司的例子说明大公司如何作为中西部地区其他城市华人杂货店的批发中心，而梁安妮(Annie Leong)的家族历史也是一个有关中西部小型杂货店如何从其与芝加哥的商业联系中获利的好例证。梁安妮的父亲于1920年来到圣路易斯市并成功创立了华人餐饮事业。4年以后，他将他的妻子从老家——中国广东省新会县接来圣路易斯。安妮和她的两个兄长都在圣路易斯唐人街Hop Alley出生长大。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梁氏家族在市中心区拥有一间中国餐馆，除此外还拥有一间在Hop Alley的杂货店。梁家向位于芝加哥、三藩市和纽约的批发商订购杂货店里的商品。所有的孩子放学后都在店里打工。梁安妮回忆她在零售店的童年经历时说道：“我们以赊账的方式进货，并有30天的偿还期限。如果你没有好的信誉，你就得立即付款。他们给我们的是批发价，然后我们再以零售的价格卖出。整个家庭都在帮忙做生意。在交易后剩余的金额便是我们的利润。”[32] 在唐人街中心位置的大型杂货店享受着稳定客源的同时，许多位于唐人街边缘地带或者不在唐人街内的华人杂货店的收入来源，必须更多地依靠向华人杂碎外卖店和洗衣店批发商品。曾经是中国农民的冯先生于19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因为他在芝加哥的杂货店并不位于唐人街的中心地带，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批发售卖杂碎外卖店的肉类以及蔬菜。每天他用货车装载运送杂货至他侄子经营的杂碎外卖店和洗衣店。[33] 除了固定的杂货店之外，芝加哥也有许多流动杂货店。流动杂货店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城中乃至全国华人洗衣店和杂碎外卖店数量的增加，流动杂货店迅速发展起来。据萧成鹏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平均每天有25辆流动货车，送货至城中的华人洗衣店与杂碎外卖店内。这些流动货车装载了杂货、肉类、蔬菜、烹调原料、进口的和当地生产的食物以及各类家居用品。一些流动商铺主要售卖新鲜的肉类、家禽、蔬菜以及中国熟食产品。其他由位于唐人街大型商铺派出的供应商存货更完备，存货中不仅包含食品，而且包含洗衣用品。洗衣工经常在周日购买食物，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的公休日。他们购买的商品为干货以及一些可以存放好几天的新鲜食物。在一周的中间，他们常常会因没有了新鲜食物而从流动商铺中购买。这种需求很快便使得流动商铺的生意蒸蒸日上。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华人杂碎外卖店内。杂碎外卖店可以从华人批发商铺购买干货，但是易腐食品却不得不每日购买。鱿鱼杂碎外卖店每天都用到大量的肉类、家禽、鱼和蔬菜，新鲜食物的每日供应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是必需的。作为中西部最大的华人中心，芝加哥见证了20世纪10年代城中杂碎外卖店数量的不断增长——250家华人餐馆中多为杂碎外卖店。一家成功后，很快便引来了许多效仿者。因此，流动杂货店和送货服务构成了杂货销售业很关键的一部分。 流动杂货店被位于中西部的其他城市当做样板，例如圣路易斯。20世纪20年代的商铺——东方之茶(Oriental Tea)就是这样一间店铺。不像其他大部分的杂货店拥有单一的所有权，东方之茶有数名投资合伙人一起管理经营店铺，销售货品给华人洗衣店和餐馆。理查德(Richard Ho)的父亲就曾是这家店铺的合伙人之一。1928年，10岁的理查德被父亲由中国带到圣路易斯。后来，他也成为该店的员工，负责驾驶小型运货汽车运送货物至华人洗衣店和餐馆，同时接收新一轮的订单。[34] 综上，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华人商业对于跨国亲属关系网依赖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较大型的华人商品公司作为中西部地区其他城市华人商业的批发商以及当地住户的零售商进行交易，而较小型的杂货店或流动商铺则不得不依靠向感觉有义务购买的亲朋好友零售商品以维持运营。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跨国亲属关系网都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常规业务以外，华人杂货铺及其他食品业也对华人劳工提供短期或长期的房屋租赁服务，因此店铺本身也作为寄宿公寓使用。例如洗衣工人Louie Yap，在1906年就住在Sam Lung公司位于南奇勒街299号的店铺中。[35]另一位在餐馆工作的工人Gong Dock Death则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间居住在位于西二十二街152号的香港面条工厂内。[36]由梅氏兄弟经营的兴隆记的楼上也曾被用作出租公寓。[37] 20世纪20年代的华人杂货店构成了唐人街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为600余名，与也即近四分之一的芝加哥华人提供宗族关系网络和生计。华人杂货店作为批发零售商品、银行与公寓的多功能经营模式，在促使店铺运营多样化的同时，不仅提高了商铺的利润，而且也提供了针对跨国亲属关系网内部所需要的服务。华人杂货店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芝加哥唐人街这一地理位置范围，因为它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小型店铺的货品供应商。一位当地的华人十分诧异于20世纪20年代时期看似小却密集分布在西二十二街和南奇勒街的华人杂货店的销售量，“……(店铺的面积)并不是用来衡量这些商铺营业额的基础。实际上，他们在店铺内所经营的营业额远比局外人估计的数额要多得多”。[38] (二)华人高档餐厅的先驱者 华人餐馆是唐人街中第二重要的产业。1926年，有将近250家华人餐馆分布在芝加哥“各主要街道的便利点处”。[39]截至1930年，南华埠社区内已有至少11间华人餐馆。[40] 位于美国水陆空交通枢纽处的芝加哥，是外国贵宾、国际名人以及富裕的商人常常到访或中转停歇的地方，城内的高档华人餐厅也因此逐渐增多。芝加哥唐人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开始出现豪华、优雅和充满时尚气息的华人餐馆。Chin F. Foin可以称得上是芝加哥城内时尚餐馆业主的典范。Chin F. Foin 1877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新宁县(1914年更名台山)。1892年，他来到美国，并于1895年抵达芝加哥。年轻且适应力强的Chin F. Foin很快便掌握了英语，并习惯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人们相信他能说十分流利的德语，并且过着与时髦的美国富商们相匹敌的生活。他骑马出行，在汽车刚刚面世的时候便拥有了一辆汽车，加入了专属的社交俱乐部，并与华人公使及有影响力的芝加哥上层人物有联系交往。当中国的改良家及保皇党人康有为到访芝加哥时，Chin F. Foin就是他的陪同者。[41]截至1905年，他不仅拥有Wing Chong Hai杂货店，而且成为位于南奇勒街277－279号的琼英楼(King Yen Lo)餐厅的拥有者。这间餐厅同时也是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城最高档的华人餐馆之一。这家位于老华埠南奇勒街与Van Buren街街角处的餐馆内置中国制造的家具，如时下十分流行的内嵌珍珠母装饰的大理石桌。餐馆的主要顾客多为到访的中国官员及其他华人精英，此外，芝加哥上流社会的名士与交际花也是店中的常客。[42]如同他的杂货铺Wing Chong Hai公司一样，Chin F. Foin的餐厅也由许多股东共同投资。其中，Chin F. Foin的亲属Ham Sam入股1300美金、Hum Sing则入股1200美金。[43] 随后，Chin F. Foin也入股琼彩楼(King Joy Lo Mandarin)餐厅，这间餐厅可以称得上是处在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城最奢华的中餐馆。这间位于芝加哥电车环线地区中南奇勒街277－279号及Van Buren街角的餐厅，配备了当时西餐馆流行的最奢华的设备。[44]该餐馆以现场管弦乐队及舞池为特色，并为餐厅中的美国客人提供西式镀银餐具。菜单则保证了用餐者的满意度，同时也特别考虑到了那些对中国料理不熟悉的用餐者：“如果阁下在餐点的选择上有困惑之处，我们的服务人员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45]一张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餐馆照片展示了店中装饰奢华的中国艺术精品。位于楼下的饭厅十分宽敞并有着令人愉悦的氛围。宽大的楼梯旁排列着装饰豪华的大柱子。精雕细琢的楼梯扶手充分展示了华人的手工艺。墙壁和天花板均用以中国为主题的雕刻及绘画装饰。如此尊贵奢华的设计，即便是当今的华人餐馆也无法与之比拟。[46]如此花费心血在餐馆的建设上，揭示了Chin F. Foin作为一个雄心勃勃且富有远见的商人，致力于为他的顾客打造最佳就餐经历所作出的努力。另一间高级餐馆如心(Guey Sam)餐馆，自1901年起开始营业。最初它位于南奇勒街地段，随后与其他大多数的华人商铺一同搬迁至南华埠。20世纪30年代，该餐馆开设在位于永活街与舍麦路相交拐角处的二楼，即永活街2205号。[47]该餐馆于20世纪20年代发行的明信片，展示了其根据现代化装饰的内部以及由整齐的桌布及餐巾纸覆盖着的西式大圆桌。这间宽敞的餐馆内置冷气并能容纳逾100名顾客。1950年，餐馆被转让但名字却继续沿用。馆内的中国瓷器均为定做的并附有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新堡(New Castle)的舍南公司(Shenan)为该餐馆设计的标志。[48]位于市中心西鲁道夫(Randolph)街85号的好世界(Hoe Sai Gai)餐馆装修风格为20世纪30年代所流行的样式，与别的华人餐馆风格迥异。[49] 如同Chin F. Foin一样，梅氏兄弟也投资经营华人餐馆。梅宗凯是文英楼(Wee Ying Lo)及颂英楼(Song Ying Lo)餐厅的主要股东兼经理。位于南奇勒街174号的文英楼开业于1903年，并有3万美元的投资资本。[50]文英楼的成功经营促使梅宗凯及其投资合伙人于同一年间投资4万美元开设了分店颂英楼。这两间餐馆共有25位合伙人，投入了7万美元资本。餐馆厨师们的月收入为55～60美元。[51]如此大的投资资本也显示这两间餐馆的装潢足以与同行业的竞争者们(例如Chin F. Foin经营的琼英楼与琼彩楼)相提并论。 汤姆骆(Tom Lok)是另一位富有远见的餐馆老板。186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的汤姆骆于1881年13岁时以一名华裔商人“儿子”④的身份来到美国三藩市。十年后，他到纽约学习饭店管理课程，并在世纪之交来到芝加哥。他对于位于南奇勒街349号的一处财产十分感兴趣，而那正是汤姆·奇寇(Tom Cincho)所拥有的意大利餐馆的所在地。当汤姆·奇寇于1916年去世之后，汤姆骆花费1.5万美元从汤姆·奇寇的妻子及继承人的手中买下了这份生意，并将其转型为一间能容纳200人的大型华人杂烩餐厅。和那些从亲属及同乡手中获得投资资本的大型中餐馆馆主不同的是，汤姆骆是该餐馆的独资经营者。1923年，该餐馆的营业额为10万美元。其中，汤姆骆的净利润为3000美元。他雇佣了15名员工：在厨房工作的厨师有7名，还有6名在大堂工作的服务生。此外，还有两名白人与餐馆的运营有着密切联系。工作于北叠尔邦街(N. Dearborn Street)的律师查理·西里(Charles F. Hille)每个月都会光顾餐馆一次，处理业务。工作于东格兰特大道(E. Grant Avenue)251号的杂货大米批发推销商汉森(H. L. Henson)每个礼拜都会到餐馆来接收订单与收债。在这桩生意被买下的8年后，即1924年，汤姆骆预计这笔生意的总价值不但翻了一倍，并且高达4万美元。[52] 在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城内，大型中餐馆不仅装潢奢华，而且拥有的座位数也相当多。这表明城内对于中餐需求量的持续增长。1916年开始营业、位于西麦迪逊(Madison)街72号的Golden Pheasant Inn，据说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城内最大的一间中餐馆。它拥有来自30名股东的共计7.5万美元的投资资本，每位股东会获取10％的红利，这是一些较小的中餐馆分红价的两倍之多。该餐馆内设175张桌子，雇佣75名员工，时至今日，它或许还可以被称作城中最大的餐馆之一。大量的食客及雇员使得餐馆内高效的管理与明确的员工职责显得异常重要。Eng Gow是该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他监管着公司的日常运作，同时负责从杂货批发商汉森(H. L. Henson)处采购物资的工作。Ng Gar Chung是该公司的众股东之一，投资金额为1250美元。他最初于1917年被雇佣为厨房验收员，实则为厨房经理，主要负责确认所下单子上的食物与即将被服务员端出去的盘中食物相匹配。一年半以后，Ng Gar Chung晋升为月薪75美元的大堂经理。[53]Ng Gar Chung的升职表明了餐饮管理在餐馆的运作与成功中的重要性。 在唐人街内的中餐馆提供更为地道的中国菜以尽量满足华人的需要的同时，那些在唐人街外的中餐馆的客人们似乎以非华人食客为主，因而这些餐馆的菜单中多为中西混合的菜肴，例如菲力牛排及美式中餐，如杂烩炒饭(肉类和蔬菜混合炒饭)以及炒面(肉类和蔬菜混合炒面)。一份20世纪30年代的餐馆指南按字母顺序列举了城中的大小餐馆，为这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位于北奇勒街11号的Bamboo Inn主营粤菜，如“AA”级菲力牛排(3美元)、炒鸡与腊肉(1.5美元)、配牛肉杂烩炒饭或炒面(1.6美元)及鸡肉炒面(2美元)；地处Randolph街75－85号的好世界则列出了蛋卷(0.85美元)、煮菲力牛排(2.85美元)、鸡肉丝炒白菜(1.85美元)及炸鸡(1.45美元)；开设于北叠尔邦街230号的粤菜馆南京饭店(Nankin Restaurant)则供应牛肉饭(1.35美元)、鸡肉杂锦炒面(南京特色菜)(1.65美元)以及炸鸡(1.65美元)。[54] 以上案例有效地展示了芝加哥中餐馆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十年内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小型餐馆的年度营业额为3万美元，而对于大型餐馆来说，年营业额则可高达10万美元甚至更多。由此推算，城中250家中餐馆的年度收入总额累计起来约为1600万美元(折合等于21世纪初的3.1亿美元)。凭借这样的金融实力，芝加哥城中那些著名的中餐馆所打造的高调奢华环境成为那个时代之最，也就不足为奇了。 芝加哥的华人企业家们很善于通过运用巨额投资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事例是众多华人企业家踊跃参与了分别于1893年与1933—1934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两次世界博览会。1893年举办的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使得早期美国人对于与中国人及华裔的接触开始有了较为正面的了解。由于清政府拒绝参加此次博览会以对排华法案表示抗议，芝加哥的华商便专门为此次博览会成立了一个私人公司——华美公司(Wah Mee Corporation)，并出资赞助。该公司的三位经理及主要投资商均为在美的知名华商。而担任公司总裁的则是原为华人政府官员的Gee Woo Chan大夫。他于1884年来到美国视察新奥尔良博览会。在他的官方委任状过期后逾期逗留，最终留在了美国。他首先在三藩市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后来他投资房地产及其他“更高标准企业”的建设。第二位投资商汤信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移民。他居住在内布拉加斯州的奥马哈市，在房地产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同时，他还是美国西海岸的铁路承包人。他预测1893年的博览会将是一次很好的商机，便在博览会开始前迁至芝加哥。富有的汤信作为杂货行Sam Lung公司的老板，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都在芝加哥华埠社区内扮演着主导角色。尽管他并不像Chan大夫一样精通英文，却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与数名芝加哥城内的市政官员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他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餐馆老板，据报道，他便是将炒杂烩菜介绍到美国中西部的人。华美公司的第三位投资者兼公司财务则是南奇勒街上某间杂货店的店主Wong Kee。尽管他被认为是芝加哥城中最富有的华人，Wong Kee对此事却十分低调。[55]华美公司创办了内设华人剧院、寺庙、茶馆及购物商场的中国村。 这些中国商人在1893年参会的动机，一方面处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商业直觉。这场博览会也被证明了是一个有效的场所——引起美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心，进而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的传统建筑、饮食文化、习俗、哲学、宗教及戏剧艺术，并推动华人餐饮企业在美国国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好地发展。曾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Mae M. Ngai对于华人企业家在博览会上所做的商业努力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中国村是华裔美国人致力于将城中的唐人街发展成为旅游景点的一个早期原型，这一原型于20世纪10年代起从三藩市开始，成为美国唐人街的发展模式。”[56] 中国村中的中国餐馆被认为是美国中西部早期为了迎合非华人食客而开设的几家餐馆之一。该餐馆的股东从中国进口了2000双象牙筷，同时还体贴地为顾客们准备了刀叉餐具。[57]菜单则是精心地将中餐与西餐中的汤和牛排两道料理相组合在一起，由此也体现了芝加哥华人企业家在城中最大的场馆之一向非华人食客推广中餐所做的有意识的努力。 相比于1893年的博览会，华人出席1933—1934年的“进步的世纪”(Century of Progress)博览会，则要归功于多方的共同努力：中国政府、华侨及华裔私人企业家们、一位来自瑞典的探险家Dr. Sven Hedin(他出钱资助一座热河黄金喇嘛庙的仿制品)，以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博览会上大肆推崇其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所谓“满洲国”，这种行径为芝加哥的华人所不齿)。本次博览会上，华人则以玉亭(Jade Pavilion)、福州漆器及“1934年的上海街头”作为中国特色展出。 尽管本次展览并不如1893年那般奢华，却是当地华人商界向世人的一次“炫耀”。博览会的举办地点距离唐人街只有约一英里的路程，许多当地的商人均对展览给予资助，同时也有许多唐人街的居民在会场工作。“1934年的上海街头”展览的全部费用皆由芝加哥城中的华商支付。此次博览会中，使得华人的参展达到高潮的时刻莫过于1933年10月1日举行的那场游行。该游行是由中华会馆组织，并且全唐人街的民众都参与其中的一场盛事。游行的队伍包括彩车、乐队、童子军以及身穿传统中国服饰的女孩们。游行开始于密西根大街(Michigan Avenue)，并沿着插满各国国旗的大街、金喇嘛庙以及中国村穿过博览会现场。[58]这场众多华人参与其中的博览会，可以说是芝加哥华商所做出的对于推行华人经济的最有效的努力。 这种利用美国人对于异国文化的兴趣来扩大华人商业市场的商业促销手段，或许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刻板观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举动本身对于吸引非华人食客的光顾产生了极大的效益。这两次世界性的博览会也同时证明了芝加哥的华人商圈所具有的良好的商业眼光与战略。它们的成功也使得通过芝加哥华人商圈有效利用其跨国人力与财务资源的想法成为可能。 (三)萧成鹏笔下的洗衣工 如同杂货店与餐馆生意一样，洗衣业也是芝加哥华人的特殊职业(niche)之一。芝加哥的华人洗衣业被十分详尽地记录在萧成鹏花费长达25年时间来完成的博士论文“华人洗衣工：社会隔离研究”中。该论文在作者去世一年后的1987年才得以出版成书。这份实证研究向世人提供了非常宝贵且详尽的研究资料，同时还十分细致地调查了与华人洗衣工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这份报告出版后，关于这个论题似乎再没有更多可以研究的余地了。然而，笔者对美国移民归化局的芝加哥华人案例档案以及波吉斯档案收录的一些萧成鹏未发表的论文、采访笔记以及一些相关资料的发掘研究，则证明关于华人洗衣店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萧成鹏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其“旅居者”的概念，这个概念由萧成鹏的同学Clarence Glick在其博士论文“夏威夷的华人移民”[59]中最先提出来。不过，萧成鹏却赋予这一名词以社会学的意义与分量，并大大推广了有关旅居者的理论。他总结了旅居者的三点特性。首先，旅居者有“可以挣钱的工作”。萧成鹏解释说，“华人洗衣工并未打算将洗衣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而他之所以旅居在美国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赚大钱，至少是赚取足够多的钱来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其次，旅居者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及圈内集团倾向”。萧成鹏称，“旅居者们坚持维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对他们来说，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他们也因此竭尽全力想要维护它。”第三，旅居者们的旅途和迁移都反复无常。萧成鹏注意到旅居者们都有“回到故乡的渴望，可是每当他们返乡后，若发现很难继续在家乡待下去时，便会再次萌生出国的想法。这种反复无常的迁移恰恰意味着他们已经陷入在其家乡与旅居国之间难以协调的状况之中了”。[60] 萧成鹏的论述至今仍旧成立，但若以跨国移民理论为背景来分析诠释，将会更具说服力。洗衣业作为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保证了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得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也能对家乡的亲人予以援助。寄往中国的汇款是跨国经济构成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华人圈内集团更是有助于形成当地与跨国社交网络之间的链接。而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主义学者们所做出的定义，那“反复无常的迁移”则可被归结为跨国活动的本质。 尽管萧成鹏对于芝加哥华人洗衣业的研究已经被公认为一项重要的贡献，但他并未对移民归化局档案中丰富的资料加以利用。移民归化局档案中1898—1940年的芝加哥华人案例档案(CCCF)包含了6000余份档案。早期的档案大多记载了有关拒绝华工入境的案件。而那些记录于1920年以后的档案，则主要记载了有关返美证书及学生身份的申请过程。这些案例文件为萧成鹏的研究——特别是在资本投资、营业额、工资与利润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相较于那些萧成鹏在关于芝加哥华人洗衣工研究报告中运用的参与性观察研究和面谈调查结果、所采用的方法论及相关资料，芝加哥华人案例档案原稿中作为政府记录在案的宣誓书及出入境文件，例如船票、出生证明与居住证明，以及交叉审问华人移民或居民及其目击证人后所得到的证词，这些都被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们公认为是更倾向于客观实际、可信程度更高的主要原始资料。 以下从移民归化局档案中摘录的案例，揭示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芝加哥华人洗衣工的日常生活。许多华人洗衣工在创业之初都向亲朋好友贷款，或者通过欠亲戚或朋友债的方式接手他们的洗衣店生意。一般来说，一间独资洗衣店价值550美元，可以赚取每月200美元的营业额，而双人合营的洗衣店则会使其价值及所得营业额翻倍。例如，Moy Lun为了投资一间位于Cottage Grove Avenue的洗衣店，在1907年向其堂兄Moy Gee Nie借款550美元。[61]Chin Wing和Chin Teng在1906年共同拥有一家位于Cottage Grove Avenue 3223号的洗衣店。这家店市值1100美元，每周可赚取收入约110美元，而月租金则为32.5美元。1907年，Chin Wing将他所拥有的550美元份额转让给了他的朋友Chin Show且未收取任何费用，即Chin Show暂欠Chin Wing 550美元。[62] Mark Do Wea和Chan Wing的案例为华人洗衣店的经营提供了很好的例子。1860年生于中国的Mark Do Wea于20世纪初在永活街5631号经营了一间洗衣店。他这间市值550美元的洗衣店配有洗衣桶、熨斗及一台专门用于熨领口、袖口及衬衫的气体烫熨机，每周的收入平均在50美元左右。[63]Chin Wing的经历与Mark Do Wea颇为相似，他也是在20世纪头十年以5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他位于第六十三街的洗衣店生意。三年后，查理Chin加入了该洗衣店，并负责店铺的记账工作。每晚店铺关门后，查理Chin都会负责保管当天的收入。每周或隔周，他都会向Chin Wing汇报店铺的财政状况。到了1905年，Chin Wing因计划回国探访而将生意转卖给了Chin Leung Dum，并从中获得1380美元。[64] 小型个人独资或双人合资的洗衣店店主们需要兼任店内劳动的主力，但是，大型洗衣店的店主们则必须雇佣工人来负责洗衣的工作。举例来说，Goon Pon Sing于1904年以1400美元的价格从梅Chong手中购买了其位于芝加哥郊区橡树园(Oak Park)湖滨街(Lake street)105号的一间洗衣店。Goon Pon Sing只有在每个星期六才会来到洗衣店，给为他工作的四名洗衣工人支付薪水：Goon Toon 17美元、Yik Loon 13美元、Fooj Seu 14美元、Goon Dai 14美元。他同时还聘请了一名簿记员来负责记账及支付店内的其他花销。该店每周的收入总额约为120～140美元，其中有30美元作为利润被抽出。此外，Goon Pon Sling还拥有一辆马车，每周的马厩支出约为3～4美元。[65] 不同种族间的相处在华人洗衣店的运营过程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一些华人洗衣店的经营者也会雇用非华人劳动力，而大卫·李的父亲所经营的洗衣店正是如此。大卫·李的父亲于1918年来到三藩市，后又于1924年前往芝加哥。在那儿，他经营了一间华人手工洗衣店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在他的洗衣店内，他雇用了一名黑人妇女、一名白人妇女和一名来自墨西哥的妇女来协助他完成店内的洗烫工作。[66] 经营洗衣店所得的净收益往往十分微薄，每月大约只有50美元，即20世纪初年净收入所得的20％。举例来说，Kong Choon在20世纪初拥有位于Cottage Grove Avenue 4626号的那件洗衣店的一半的所有权。他所占有的份额为260美元、而只收入则为50～60美元。[67]然而，因为许多洗衣工人生活作风十分简朴，他们在五年的辛勤劳作后便可积攒约1000美元。例如，Louis Fook于1879年来到美国。截至1896年，他便从其经营了五年的位于南奇勒街299号的洗衣店处积攒了约1000美元。[68]Lum Joy于1864年在中国出生，于1881年来到美国。1904年时，他作为洗衣工的月收入为55美元，并能够积攒超过1000美元，继而贷款给他的两位堂兄弟。[69]梅Len也从其位于West North Avenue 2036号的洗衣店收入中积攒了1000美元，并将这笔积蓄存入了大湖银行(the Great Lakes Trust Company)。大湖银行是当时芝加哥城中为数不多的为华人移民服务的白人银行。[70]而那些比较有生意头脑的洗衣工人们则会将他们的存款投资到中餐馆以赚取利润。例如，洗衣工人Hum Sling于1903年将他1200美元的存款投资于琼英楼餐馆，并从中获得红利。[71] 华人洗衣业不仅对支持当地华人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移民归化局要求再次入境的华工必须提供至少1000美元的资产或应收款项证明，因此，拥有一间洗衣店同时也是再次返回美国的基本申请要素之一。例如，Goon Pon Sling曾对外宣称其位于橡树园地区湖滨街105号的洗衣店的所有权价值1400美元，这使得计划于1907年回国探亲的Goon Pon Sling获得了再次入境美国的许可证。[72]移民归化局档案中的许多案例也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华人洗衣工曾将自己的洗衣业移交给亲友们打理，而这也变成了他们申请再次入境美国许可证的累积信誉值。例如，1907年，Chin Wing以他在美国境内仍有多于1000美元的债款未收清为由，申请到了一张劳工返美证。其中，他先将559美元以转让一半洗衣店经营权给以贷款的形式交给Chin Show，而剩余的500美元，他则委托给Chin Mon Pon将这笔款项分配到不同的洗衣店中。[73] 与此同时，华人洗衣店对于就业机会有限的华人来说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他们因而得以自由迁徙，从而寻找到更好的经济机遇。洗衣业被认为是灵活性和流动性较高的职业，这一观点从芝加哥城及其他城市间的国内移民中可以很清楚地得到印证。作为美国中西部的第二大城市，圣路易斯市对于芝加哥城内的华人洗衣工们来说，可以算是二次迁移的理想目的地之一；反向的迁移偶然也会发生，例如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关于这类迁移的。 位于圣路易斯市的Sam Wah洗衣店几乎可以说是芝加哥城华人洗衣店的翻版。1887年，一位名叫Sam Wah的华人于圣路易斯市的市场街329号开设了一间洗衣店。店里的业务运营似乎很成功，因而1912年后，他又在北杰斐逊(Jefferson)街1408号和芬尼(Finney)街429B号分别开设了两家洗衣店。1915年后，他同时经营了四五间洗衣店，其中包括一家位于拉克立德(Laclede)街的营业至1986年的洗衣店。1922年，年迈的Sam Wah将他的两个侄子——Gee Kee One(同时也叫Gee Sam Wah)和Gee Hong由中国广东接到美国以协助经营店铺。刚来美国时，Gee Kee One和Gee Hong首先在三藩市学习洗衣店业务。随后，朱(Gee)氏兄弟便转移至芝加哥，并在那儿开了一间洗衣店。由于无法适应芝加哥的严寒天气，他们最终来到圣路易斯协助他们的叔叔打理洗衣店。[74]他们最初在位于拉克立德街4381号的洗衣店替叔叔打工，并在Sam Wah去世后接手了那间洗衣店。朱氏兄弟以相同的店名和基本未变的浆洗技术继续经营着这间洗衣店直到1986年，它随着两兄弟的相继逝世才结束了营业。[75] Lam Lap Goey曾在圣路易斯当过几年洗衣工人。1901年，他来到芝加哥以寻找新的商机，与此同时，他还在一间洗衣店打工以维持他的日常开销。后来，他计划经营一间洗衣店，于是便向他在芝加哥认识的好友洗衣工Lam Chee Dai借了650美元开店。[76] (四)为跨国家庭提供收入 移民归化局所记录的芝加哥华人的商业情况，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各方面的第一手资讯。范丁清所作的实证调查则更深入地提供了行业分布与华工收入的相关数据。1926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范丁清抽取了社区学校中的161名男性成年华人、245名中国青年会会员、1215名Mon Sang Association成员及3001名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成员，利用中国青年会的会员卡、中国协会的档案、中国青年会所发行的周刊、Mon Sang协会发行的月刊及中国日报每两天发行一期的出版物进行了调查。关于中国青年会245名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该会成员从事贸易行业(批发商、经销商、店里的帮手)及服务行业(洗衣工人、餐馆老板、厨师及服务生)的人员占有略小的百分比(84％)；相比之下，对于161名华人学生、1216名Mon Song协会成员及3001名中国协会成员的调查结果均表明，超过90％的成员皆从事上述两类行业。[77] 此外，从范丁清的研究还可得知，1926年关于华人劳工的工资如下：厨师的月收入为160美元，洗衣工为117美元，餐馆服务生为100美元，而店铺帮手的月收入则为50美元。这与笔者从移民归化局案例中发掘的数据相吻合。 华人劳工不仅可以依靠这些工资维持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还将他们的部分收入划分为存款。有的人将大部分存款寄回家乡，而剩下的那部分则存入银行，借给亲戚或者藏在家中的衣箱内。[78]根据大部分华人移民的叙述，他们主要是寄钱给中国的家人们。由于汇款形式的多样化，例如邮政汇票、支票及银行汇票等，我们很难计算寄往中国的汇款共有多少。徐元音的研究指出，1903—1937年间，由海外台山人寄往中国的汇款估计由每年的1.1亿元(中国货币)增长至5.17亿元。[7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由美国寄往中国台山的汇款占所有由国外寄往中国汇款的十分之一。[80] 这些汇款使得远在家乡的亲人得以购置田地、修建房屋、给慈善组织捐赠，同时也引进了一种超越海外华人节俭规范的生活方式。建立碉楼、城堡般的建筑及洋楼，或者说西式建筑的现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尽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及由当地土匪引发的骚乱所折磨的台山农村中十分普遍。台山城中所发生的过于频繁的土匪袭击，加上夏天的洪灾现象，都使得华人移民对留在家乡亲人的安危甚感担忧。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在海外做工的华人纷纷往家中汇钱，使得他们能够建造城堡般的建筑来保卫家人的安全。在国外生活了较长时间后，华人移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方建筑所影响。他们常常自行设计建筑，使得中式的建筑形式与西式建筑风格相结合，并把设计蓝图连同汇款一同寄回家乡。[81]为了能有效地抵御土匪及洪灾的侵袭，这些城堡样式的建筑多为六到七层，并在顶部设有枪眼。 梅家大院是台山汀江墟西式建筑的典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及海外其他地区的梅氏家族成员寄往家乡的汇款使得梅家大院的筑造得以动工。[82]于1932年建成的梅家大院拥有伫立于80余亩(即14英亩)土地上的100多栋西式建筑。这些建筑高度统一，均为两或三层，整齐地围绕在一个作为当地市场而存在的巨大长方形庭院中。[83] 位于台山市端芬镇庙边村的翁家楼，又称翁家建筑，是由海外华侨出资修建的西式建筑的另一典例。翁颂平的祖父在香港作为金山庄的拥有者而发财致富，于1927至1931年间建造了由五座住宅所组成的翁家楼。在这五栋建筑中，有三栋楼的名字取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和张飞。这些建筑的设计将艺术与实际使用相结合，并综合了东西方的建筑特色，例如，西式建筑的顶端替换为中式的瓦片屋顶。不同于广东省境内的传统建筑那样，在屋前都会设一个开阔的玄关，翁家建筑更形似欧美大都会中常见的建筑风格样式。翁家建筑的地下室都设有厨房及储藏室，而建筑的第二、三层则为起居室及卧室。相比之下，这样狭窄而高耸的楼面设计更能抵御洪水和土匪的袭击。此外，这几栋由砖瓦及混凝土筑造而成的大楼虽然经历了近80年的风雨侵蚀，仍旧保存完好。[84]在2002年，翁家建筑已申报并被台山市政府列为当地文化古迹之一。 梅家大院及翁家建筑已被拍摄记录下来。此外，还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与旅游杂志中。他们体现了家乡与华侨间的跨国关系，并且证明了跨国经济对于家乡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家庭成员与亲戚无疑是这些现代建筑的直接受益者。这些砖瓦与混凝土相结合而成的高大建筑保护了家乡人民免受自然洪灾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侵袭。这些现代设计与设施大大提高了侨胞在国内的家人与亲属的生活水平。这些建筑同时也将西方的习俗文化带到了中国，例如西式的卫生间、卧室、厨房及相对来说更为卫生的生活方式。[85] 除了为家乡的亲人建造这些形似于堡垒的西式碉楼外，自20世纪初开始，海外侨胞的汇款还被投资于台山市中小学的建设中。到了清代末期，西方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文化方面，西学东渐的潮流占了主导地位，而这也使得西式学堂在中国各地纷纷成立。作为广东省内华侨数量最多的城市，台山市出现了一大批由海外华侨捐赠的新式中小学。第一所西式小学于1907年建立，到1919年，有18所地方学校纷纷建成。在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已有42所学校建成，飞速增长的学校建设效率，很可能归功于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及因此而捐赠了雄厚资金的海外华侨。20世纪30年代，又有18所学校建成，到了20世纪40年代，又增添了17所。[86] 寄往中国的汇款不仅使家乡人民受益，同时也带给海外华侨心理上的满足。许多宏伟的碉楼和西方建筑甚至等同于当今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它们公开向世人展示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华侨所拥有的财富。而华侨愿意在家乡的房地产上投入大量资金，这一点也体现了家乡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对于那些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人们来说，作为返乡成功人士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衣锦还乡，或者是被父老乡亲认可、尊重，甚至是因为他们对于家乡的资金捐赠而感到嫉妒。这种心态已经被灌输，并深深植入大部分中国移民的思想中了。与此同时，侨汇也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华侨在社会、经济、情感方面与祖国保持紧密联系的持续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