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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认识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互动”的局限性和欺骗性。 在全球史研究中，“互动”既是它的视角，也是它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作为一个视角，“互动”的视角消除了以往单向的，而且常常表现为西方优势的倾向性。作为全球史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互动”还使我们看到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隐匿的一方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 但是，“互动”是有局限的，它只能适用于平和、平等，以及互惠于双方的那些联系和交往，比如贸易、文化、信息、技术、物种等等的交流。而不对等的，甚至用暴力的手段强迫而成的关系，“互动”这个概念是不适用的。然而，全球史学者竟然把军事侵略、殖民征服和统治等这类暴力行为归在“互动”之内，结果，暴力的负面特征被淡化。这对于像中国这样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经历的民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一位全球史学者曾说，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了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帮助，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这些人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它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入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所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在这个历史解释中，“互动”成为替侵略行为、殖民统治开脱罪责的工具。 另一位著名的全球史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是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核心因素。但权力不等于暴力，文化知识体系本身就包括了权力。在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文化知识体系要比其他民族所拥有的更加庞大、丰富，其文化要素包括基督教、现代自然科学和商业惯例，这就保证了西方文化的优势，使得欧洲文化传统拥有异乎寻常的扩张机会。但权力并没有赋予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选择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主要取决于“输入方”如何选择。在这里，“权力”把“暴力”包装起来，而“文化知识体系”又把“权力”包装起来，经过层层包装以后，暴力就被深藏了起来，而欧洲人在其他民族中之所以能行使“权力”，那也是后者的选择。 可见，“互动”所指本应有其限度，当它包容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掠夺和暴力征服时，它也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挑战着我们已有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