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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冷战与热战(之一)：东亚大陆 如果以美苏冷战为界线，所谓的“战后时期”就很短了。到1946年“冷战”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时候，东亚已经是烽火遍地了。美苏战略竞争的重心是在欧洲，但东亚呈现的复杂局面和冲突的烈度即使不超过欧洲，也是毫不逊色的。如果以热战为标准，东亚则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列强在二战后期基于外交协调的各种安排，还是战争结束时基于军事占领的现实造成的局面，都没有阻止一个个东亚国家由于内部矛盾采取行动和发生战争，其中包括内战(中国)、反殖民主义战争与冲突(越南与法国、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直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朝鲜战争)、也有新兴国家之间规模不大的冲突。以往的论著都将这些事件同美苏爆发冷战紧密联系，以致忽视甚至无视东亚地区内的各种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至少在东亚陆地部分的主要地区是这样，在那里美苏也可以说是被各种当地力量加以利用的外部因素。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一天，杜鲁门政府将准备发给日本政府的《总命令第一号》通知各主要盟国，其内容主要是划定各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根据这份命令，中国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由中国战区总司令受降；中国东北、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等地区，由远东苏军司令部受降；日本、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和菲律宾等地，由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受降；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由英军指挥的东南亚统帅部受降。(28)这个大致反映了盟军军事力量分布和政治考虑的文件基本被执行，也展现了之后不久东亚地区冲突骤起的基本画面以及介入其中的各种复杂的势力的分布。以下将按此版图展开叙述，实际上战后东亚的大变动也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国共内战。 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主要是在美国推动、但也包括苏联的协助之下，毛泽东本人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43天的谈判。自1927年国共破裂以后，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共最高领导人面对面谈判解决中国的前途。会谈后双方签订了《双十会谈纪要》，宣布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以及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事件，它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如果追根溯源，应该说它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苏战时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是列强在东亚确立雅尔塔体系的重要步骤。结果证明，这次会谈既是列强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终点，也是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格局崩溃的开端。 由于受降权、军队整编和中共控制区的政权等实质性问题在重庆谈判中未获解决，《双十会谈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谈判还未结束，国共在华北地区便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其复杂性还在于驻华北的美军也被卷入其中，尽管尚不严重。由于中国战区一直有美军参与，美军于9月在华北地区登陆，参加那里的受降和遣返日军，其人数最多时达10万之众。随着国共爆发内战，美军实际上是起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和守护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作用。这严重损害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导致双方在胶济线、秦皇岛-山海关和烟台等地区发生对峙甚至小规模的冲突。这可以说是战后中共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先兆。(29)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出现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局面，即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他们得到当地苏军的同情和支持。 改变东北战略态势的主动方一开始并不是苏联，而是中共中央，指出这一点对理解本文的核心观点至关重要。早在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期间，战后争取控制东北在中共领导人心中已经是战略性的考虑了。他们认为，战后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30)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定向北收缩，并随即开始向东北调兵遣将。(31)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一度提出控制华北、夺取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32)相比之下，苏联最初对中共既不关注、也谈不上是热情的。斯大林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展开合作。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奉命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这是一个相当费解的举动，因为如果莫斯科有意支持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在延安的苏联人员与中共领导人交涉，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络。例如，斯大林希望毛泽东去重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这次则交由东北苏军当局去处理，显然他至少不希望影响到正在重庆展开的蒋、毛会谈。 刘少奇、朱德等同贝鲁诺索夫经过谈判，还是达成了一些默契，包括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并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开展工作，以及中共可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33)此次会谈十分重要，贝鲁诺索夫传达的信息对促使中共中央形成最终的战略判断和下定最后决心等，起了关键的作用。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说为了苏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34)19日，中共重庆代表团即复电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开始发生变化。9月11日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几乎完全失去了参与管制日本的机会。美军也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加之美国政府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35)这些均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东北苏军遂转向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 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受到苏军的鼓舞，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36)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且中共最好将“党的中心移到此间”。(37)这相当于是鼓励中共在那里建立一个地方的亲苏联的政权，就如同苏军正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做法一样。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在10月下旬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并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38)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军提出，最好推迟撤出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等等。(39)苏军实际上照办了，并向中共军队移交了一批武器装备，使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获得步枪十一二万，机枪4000多挺，数目不详的各种火炮和大量弹药，大批通讯器材，小型运输机6架和两列火车。(40)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中央要实现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战略关系成为在东北联结中共与苏联的关键因素。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那里进行战略合作的本质从未根本改变。 中国华北的内战和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合作等，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再次调停国共冲突。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国共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召开各党派的协商会议解决目前的纠纷；美国不会军事干涉中国内政，而苏联也有义务将东北归还中国。(41)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东北苏军则要求中共军队退出所有大、中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42)在12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重申了以往的有关承诺，即承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及东北苏军将按时撤出等等。(43)12月27日，美英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以及他们“将不干涉中国内政”，美苏在尽快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44)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赴华，开始第二轮调处国共冲突的努力。 在调处开始后的两个月，马歇尔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迅速恶化的美苏关系导致他前功尽弃。4月下旬，国共军队在东北再次爆发冲突，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到华北和华中地区，全面内战终于在6月爆发。中国内战固然同美苏冷战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不过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共两党持续不断的战略选择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每个阶段上都试图尽可能地利用美苏的矛盾，两党领导人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非常现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是这里探讨的重点。中共的外交行为更值得关注，毕竟是他们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未来。 在东北爆发的战争最终摧毁了部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最后一点信任，对毛泽东来说则是证明了他对美国人的一贯怀疑和警惕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也还是可以利用的。(45)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影响，尤其在东北的和与战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历史的有趣之处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自行其是时恰逢冷战爆发，苏联这时也已不打算像抗战刚结束时那样约束中共了，后来在支持中共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并在实践中几乎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马歇尔来华调处之初，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利用美苏矛盾向马歇尔施加压力是可取的。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如此直截了当地谈到中国传统的“驭夷”之道：“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46)理解他们这种认知特点显然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理解东亚地区诸多本土力量在应付两个甚至几个大国同时介入的局面的外交思维。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真正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事件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47年底，当中共领导人制定了尽快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时，毛泽东认为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对新的中国政权至关重要，所以他主动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直接讨论有关问题。(47)从1948年春开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增加。11月初，解放军占领东北后，斯大林认为已经有必要认真了解中共党内的状况以及中共中央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他从此才开始亲自处理对华政策。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某些政策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举行国共和平谈判。即使不是有意为之，斯大林建议的谈判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分裂局面。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后者则不得不收回他的主张。(48)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事关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并不会顺从，而斯大林则需要更认真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 从1949年初到夏季，苏共和中共进行秘密的高层互访。1月3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他随后连续三天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举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6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一个中共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些高层互访基本完成了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工作，尚未确定的是如何对待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他在第一次会谈中立即提出了需要修改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那个条约是基于与美英的谅解，目前不宜修改，所以应在形式上维持不变，有关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的具体条款等，可按中方意愿做实际修改并发表专项声明，不过任何大幅修订都应在两年后。(49) 由于毛泽东的顽强坚持和东亚局势的某些变化，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才做出让步。(50)20日，周恩来专为谈判条约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毛泽东与他同斯大林一起确定了有关新条约的主要内容，随后通过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苏联最终同意了中方的大部分建议。不过斯大林坚持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东北和新疆，他最终如愿以偿。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像在东欧国家所做的那样，派遣大批各领域的顾问，以帮助中共建国。总之，中苏结盟极大地改变了建立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之上的战后东亚秩序，而且中国通过与苏联结盟，在冷战中与苏联并肩而立，站到同美国对抗的前沿。 1946年冬季，几乎与中国全面内战同时，在印度支那爆发了胡志明领导的反法战争。印支地区在二战前是法属殖民地，法国殖民当局在战争期间维持着同日本的关系，日军甚至可以利用那里的空军基地轰炸中国后方的城市。1945年3月，日军突然将法军缴械，法国殖民统治事实上被结束了。8月15日，在日本投降的当天，越南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越南共产党中央宣布发动“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英军将他们的占领区移交给法国人，后者很快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对手。胡志明最初靠着在中法之间纵横捭阖，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得到某种认可。不过，在中国军队撤出后不久，进入北越的法国人很快就将胡志明政权从河内驱赶到山林之中。1946年12月20日，胡志明号召全民奋起展开武装斗争，越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 越共的反抗运动最初并未引起重视，后来变得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介入，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提供使越共足以打败法军的军事援助。从中越关系的源头看，两党领导人的核心认同是中共与越共都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运中两个东亚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胡志明冠以“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他因此在向中共求援时从没有什么犹豫。中共领导人则感到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义务帮助越共的抗法斗争。中苏结盟的确提升了中共领导人“援越抗法”的热情，不过就如同毛泽东是中苏结盟的发起者一样，胡志明无疑是建立中越战略关系的发起者，中国则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苏联先是漠不关心，后来表示支持但将援助越共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印度支那毕竟与苏联的安全战略无关，斯大林也不希望因援助越共而破坏与法国的关系，后者是苏联在欧洲事务中唯一可利用的对象。所以，“援越抗法”在本质上是中国的事业，而非苏联东亚政策的产物，明白这一点对理解东亚国家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更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越共中央于10月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使华，恢复中越两党高层联系并争取军事援助。中共中央从这时开始考虑援越问题，但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越共代表提出的两项要求，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给予胡志明的共和国以外交承认。刘少奇认为，在军事援助方面应保持谨慎，给予外交承认则属“利多害少”。(51)毛泽东在莫斯科对援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指示刘少奇“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特别是要将越共“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等等。他还要求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公开访华，北京也要“予以公开欢迎”。(52) 胡志明显然已经看到中国政策很有可能向他希望的方向演变，故决定亲赴北京。1月25日，胡志明步行17天后到达武汉。刘少奇这时才从中共中南局的电报中获知，酝酿中访华的“负责任的”越共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一面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周密护送来京”；一面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应去车站迎接，有关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面谈。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没有到火车站公开热烈欢迎，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和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然后他立即打电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包括胡志明以革命工作繁忙为由，不愿在京久候到毛泽东回国。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问莫斯科，并告已经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促使后者也表示同意。刘少奇遂与胡志明协商，后者毅然决定三天后即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毛泽东又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表示问候，并告知“苏联已承(认)越南”，苏联阵营各国在中国的推动下“亦可能承认”。为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在莫斯科继续做了一些努力，促使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他。(53)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此前斯大林已经告诉毛泽东，中国应承担援助越共之重任，苏联则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他在会见胡志明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胡志明与毛泽东一同踏上归途，他们在途中商定，中国将向越南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3月4日，毛泽东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称“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54)这表明中共中央决定在东亚地区革命运动中承担重任。 中国从4月开始向越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接受军事训练。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并于5月中旬完成组建工作。顾问团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他们于9月开赴越南。第一次印支战争从此兼具反殖民、大国对抗(中法)和冷战(两个阵营)等复杂的属性。 在东亚最不确定和具破坏性的地区当属朝鲜半岛。根据美英苏中的战时协商，他们将在战后对朝鲜实行暂时性的托管。8月10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后，杜鲁门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将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分别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的临时分界线，后获苏方同意。9月8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已经占领三八线以南的苏军陆续退到三八线以北，那里形成立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的局面。 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朝鲜局势从此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美苏是否能根据战时达成的谅解，协调它们的政策；第二是朝鲜各派政治力量是否接受大国为他们的命运做出的安排。事实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在急剧变化。 首先是美苏最终未能协调他们的朝鲜政策，双方的矛盾在12月莫斯科会议上暴露出来。美方主张设立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组成的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作为对朝鲜全境进行管理的暂行办法。苏方则强调，应为尽早组成朝鲜政府做准备，托管期明确限制在5年。苏方显然更有自信，认为他们在朝鲜的影响要比美国更强大，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毕竟朝鲜抵抗力量的主要军队长期在苏联驻扎，美国最初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势力。从中国回去的金九和从美国回去的李承晚当时都还没有证明他们之中谁更有影响力。美苏最终还是签署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议》，同意将托管时间限制在5年。(55)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对此表示满意。 莫斯科协议表明，美苏都不愿意在朝鲜长时间承担过于繁重而又不受当地人民欢迎的管理责任，实际情况是莫斯科协议一出台，立即遭到南北各地的朝鲜人的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两国都不希望使对方有机会单独掌控朝鲜。美国的政策是防止一个大国即苏联独占朝鲜，同时又不打算承担太多责任。会议结束后，美国在与苏联保持协调的同时，试图尽可能在朝鲜组建一个非共产党掌权的亲美政府。苏联则正相反，积极扶持朝鲜共产党并支持后者依靠“统一战线”，在包括三八线以南的美军占领区扩大影响。但是，斯大林也不想为朝鲜耗费太多资源，如果能同美国协调也未尝不可。(56) 1946年3月，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在汉城召开联合委员会，讨论协调对朝鲜的管理和安排建立朝鲜人的政府。此后联委会又开了20多次，结果还是不欢而散。直到1947年10月18日，该委员会终止工作。第二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单方面举行选举，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当选总统，这标志着他终于在南方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在美国的推动下，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大韩民国为合法政府。在此之前，苏军占领区已经搞过选举。现在作为对美国的反击，苏军于1948年9月，在北朝鲜建立了金日成为首脑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亦经历复杂过程，同多种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或给予支持，直到最终选择了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训练的金日成，后者被证明可能有比南方的李承晚更为激进的统一朝鲜的诉求。(57)1948年底，苏军从北朝鲜撤出全部军队。美国政府随后决定撤军，美军于1949年6月全部撤出。 南北朝鲜出现两个政府标志着朝鲜半岛分裂，这种局面对于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都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他们都表现出武力统一的强烈愿望，这导致美苏撤军后，北南双方沿三八线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地区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双方领导人似乎都很清楚，朝鲜近代历史的基本经验就是大国博弈会严重影响这个半岛的前途。列强之间如果能够协调行动，朝鲜的政治力量能发挥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反之，他们就能有所作为。所以，冷战爆发在北南双方领导人看来，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他们大可以玩弄“尾巴摇狗”的策略，利用大国之间的对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金日成在建国后很快就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得到苏联和中共的赞成与支持，他实际上正在成为改变朝鲜半岛现状的主要推动者。 美国在5、6月相继从中国和南朝鲜撤军，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大陆完成立了以收缩力量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这一事态与中共革命的胜利等因素一起，极大地诱发了金日成武力统一的欲望。金日成的代表金一于5月秘密访华时，便同毛泽东谈过此事，毛泽东当时要求北朝鲜打消主动发起进攻的念头。(58)他在6月间电告斯大林，只要没有外敌入侵，内战告一段落后，中共就转入“和平建设阶段”。(59)10月21日，他又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后者说服金日成打消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斯大林回电称，会“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60) 12月26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第一次面见斯大林，苏方的记录显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61)毛泽东这样说是有的放矢的，但他没有料到的是，1月30日，也就是在他同斯大林讨论援助越共的同时，斯大林电告金日成，愿意在莫斯科接待后者，在了解局势后将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62) 斯大林态度急剧转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金日成在中苏之间耍手腕儿，以便影响这两个大国盟友的政策。例如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午宴上当着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面声称，如果斯大林不肯在莫斯科接见他，他就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进攻南方和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等问题，因为他在那里会得到必要的支持。(63)6天前，中共中央军委刚决定让四野的朝鲜族部队返回北朝鲜。(64)中央军委做出决定的时机的确敏感，他们是基于国内裁军的单纯目的，并不了解苏联和朝鲜之间的矛盾。苏方对此举动则疑虑重重，立即要了解北朝鲜使用这些部队的意向。金日成则故弄玄虚，表示要“请教怎样答复中方”。(65) 无论如何，斯大林1月30日的电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4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北朝鲜武力统一计划达成一致意见。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报告莫斯科会谈的决定。周恩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的决定。(66)第二天，斯大林回电称，金日成代表了他的意见，不过“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67) 毛泽东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并没有否决苏朝的计划，最直接的原因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有必胜的把握，特别是金日成表示，北朝鲜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68)他这样说就是要使中方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6月25日，北朝鲜沿三八线发动进攻，朝鲜战争爆发。东亚战后秩序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朝鲜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确是始作俑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