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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日内瓦到万隆 战后初期的东亚局势演变趋势有些像地壳板块的移动，经过剧烈的碰撞挤压后，最终形成了新的地貌。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包括内战和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各种矛盾冲突，沿东亚大陆的边缘逐步形成了一条对峙的战线，站在两边的是两个对峙着的军事集团。一个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约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成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中朝和中越也是事实上的军事盟友，中国在向两个国家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并同它们保持联合的军事行动，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1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军事同盟。 东亚秩序可以说被连接到全球冷战体系之中，不过远不能因此就断定那是东亚秩序的全貌。到1950年代中期，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潮流，由亚洲新兴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发起和主导的中立运动迅速兴起。这个运动就是酝酿于前述东亚反殖民主义浪潮之中，它反映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寻求独立的认同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希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当时的重要发起国家如印尼、缅甸、锡兰、也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标榜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它们同两大阵营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都自认有着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诉求，实际上这些国家也处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建国”的共同任务。不仅如此，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例如缅甸总理吴努、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包括表现尤为突出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等，他们的关注都超出了自己的国家，包含着改变东亚命运的伟大抱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亚的中立运动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最终通过万隆会议将中国这个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融合到蓬勃兴起的新兴力量运动之中。当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对东亚秩序发挥影响，同中国展开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过去那种脱离地区潮流、仅仅将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作为叙事中心的研究肯定是狭隘的。东亚兴起的中立运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构成了理解东亚秩序尤其是安全形势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从这个角度，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既是东亚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次尝试，也是战后东亚秩序大致定格的标志。 从1950年2月中苏结盟到1951年9月美日同盟的出现，欧洲两大阵营的对抗向东亚蔓延的局面大致形成。这期间发生的朝鲜战争深刻地反映了两个阵营的力量在东亚的剧烈碰撞，战争的发生如前述是由北朝鲜首先发动的，但最终结束则取决于美苏冷战结构的内部变化，中国作为主要参战的一方甚至都难以根本支配停战的进程。 1951年春，朝鲜战场陷入僵持。从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并没能立即结束战争，“谈谈打打”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逝。苏联的东亚政策随即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新领导人决定尽快结束朝鲜战争。(86)3月8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吊唁斯大林。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直接向周恩来通报了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他们同时也向平壤传达了相同的决定。(87)3月19日，苏联新领导人又分别向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函，说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做出的决议，同时也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令，说明了中朝应如何恢复停战谈判具体步骤，以及恢复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停战。(88)这表明苏联不打算再同盟友协商了。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苏联政策的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随后改变了之前一直坚持的不主动恢复谈判的方针。3月28日，中朝发表声明希望恢复谈判，苏联随后宣布给予支持。(89)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就解决战俘问题提出了一项新建议。(90) 美国领导人这时基本上是心力交瘁了，十分愿意恢复谈判以早日结束战争。他们虽然很怀疑中朝突然改变政策的动机，还是决定接受对方的建议。新一轮谈判于4月26日恢复，随后的进展与之前相比可用迅速来形容，两个月后就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7月27日，交战各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朝鲜停战在本质上是冷战两个军事集团在东亚的战争的结束。相比较而言，一年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则更多地反映了东亚地区力量为解决印支冲突展开的博弈。这首先是因为第一次印支战争严格地说是一场反殖民主义战争，从军事冲突的角度也可以定义是一场典型的地区冲突，尽管也受到冷战的影响。其次是作为谈判主角的东亚国家中国，对会议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决策动力主要来自对东亚地区的诉求，也更多受到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局势的关切而非美苏关系的影响。 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最初动议来自印度于1951年提出的一项解决亚洲问题的建议。中苏曾于1952年9月达成共识“支持这项建议”，以提升中国在东亚的地位。(91)1953年朝鲜停战后不久，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召开苏美英法中等五国外长的会议，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中国政府很快表示赞成，中国媒体则热情宣传了五国外长会议意义重大。(92)中国的热情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配合苏联的外交，它是中国领导人准备参与大国博弈的舆论准备，其逻辑起点是确认中国有与其他亚洲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的“身份”，包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亚洲则是唯一的大国，并因此国际地位更重要且责任更重大。他们认识到而且特别愿意看到中国的东亚地位的巨大变化。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树立东亚大国的威望等，是中国领导人强烈追求的目标之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约束着他们的相关言行。可以说，日内瓦会议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大国责任的理解和承担那种责任的意愿。 中国的特殊身份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可，从根本上说，它需要在同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必须得到亚洲新兴国家和其他大国的承认，否则就成为自娱自乐了。日内瓦会议恰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周恩来有机会同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外的从美欧列强到东南亚的各类国家直接交往，展开谈判，解决地区冲突。这种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之后近20年里的唯一一次。国际社会当时也普遍认为，通过朝鲜战争和援越抗法，中国奠定了东亚强国的地位，解决东亚冲突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这是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也是基本特点之一。 这时第一次印支战争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法国人对撤出犹豫不决，美国则跃跃欲试地企图军事介入，越南领导人矢志要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实现国家统一以及建立在其领导下的大印支联邦。越共中央有不少人自信已经拥有彻底驱逐法国殖民者的军事能力，不过他们并没有重视面临的高风险，即美国随时可能迅速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应，它们这时既不希望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更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都希望印支能实现和平。中国已经大致了解到，科隆坡会议国家当时设想的解决办法大致上是越南的南北临时分治，甚至可以接受将包括河内在内的越南北部划归越南控制以及法国军队最终撤出印支。(93) 上述局面使中国面临选择：或者继续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实现独立统一，同时甘冒美国军事介入甚至再打一次朝鲜式战争的风险；或者选择尽快通过谈判结束冲突，这样既能阻止美国军事介入，也可以安定西南边疆，减轻财政负担，同时安抚一批东南亚邻国。后一种选择同中国决定在朝鲜停战的深层理由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时中国领导人正制定塑造东亚秩序的新政策，包括在东亚建立“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中立地区”，争取同亚洲新兴国家缔结一项“亚洲和平公约”，以及阻止美国在东南亚建立包围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目的是“安定四邻”包括稳定东南亚局势，以便集中精力完成刚刚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选择了后者。 日内瓦会议有关印支问题的谈判是从5月8日开始，主要的参与者除英法苏外，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中对立各方的代表。中国实际上在对手和盟友两个方面都面临难题。一方面，中国的谈判对手美英法同属一个阵营，但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分歧。美国更多是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确定立场，而英法则是从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立场出发。中国领导人需要在抵抗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反殖民主义两个战略层次，处理同美英法的关系。这是中国同其他相关东亚国家最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自己盟友内部几乎同等复杂的纠葛，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说服越南。后者最初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加速完成国家统一，至少也要能很清楚地看到统一的前景。对于他们，能用和平方式达成目标当然更好，不过使用武力也未尝不可。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殚精竭虑，为促成停战做出巨大努力。谈判涉及的领域极为繁杂，包括越南与老挝、柬埔寨停战分别处理、越军撤出老柬、越南和老挝是否分区停战、分区停战线的位置、以及停战后的全国选举，等等。会议几次陷入僵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7月初休会期间。周恩来通过同英法代表会谈，确认了停战后老、柬将保持中立以及同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直接会谈，确认法国决心结束战争。之后，他利用休会期返回中国柳州，与越共中央举行了三天秘密谈判，终于说服这个盟友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尽快停战的原则。越共中央在会后通过《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决议，并于7月5日电告在日内瓦的代表团。(94)周恩来第二天从柳州返回北京，当晚向毛泽东等汇报了全部情况。在7月7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都明确支持周恩来的行动，会议提出了更加进取的方针：“主动、积极、迅速和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95)7月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当天即与越南代表范文同会谈，促使或者接受中越会谈决议，“要主动、积极、迅速地“解决问题”。(96) 中国政策的变化至关重要。在随后的谈判中，法、越双方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终于同意以北纬17度线为界停战。7月21日，经过长达75天的讨论，各方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终于达成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中国周边地区的又一场战火熄灭了，周恩来立即给予会议非常积极的评价：“缓和了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97)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中国领导人决心更大幅度地调整对东亚的政策，实际上此时东亚国际关系也酝酿着重大变化。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后，冷战初期兴起的中立不结盟思潮在东南亚发展为一场地区性运动，这首先表现为美国建立东南亚军事联盟体系的政策遭到一些东南亚国家抵制。在3月6-8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上，只有菲律宾和泰国两个东南亚国家参加，美国试图拉拢的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均予以拒绝。 其次是在1954年4月28日到5月2日，锡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召开科隆坡会议，讨论召开一次由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这一倡议最初是由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首次提出的，它反映了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高涨，混合着反殖民主义运动和反对大国(包括美苏)干预和操纵地区事务的各种复杂的诉求。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个人抱负和看法也起了重要作用，他相信新独立的国家的团结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98)他本人在科隆坡会议上做出巨大努力，推动参会国家同意在公报中明确表达了“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的愿望”，以及“赞同印尼总理探寻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可能性”。(99)12月28-30日，上述五国领导人又召开了茂物会议，就召开亚非会议达成明确的共识。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公布了将邀请与会的25个国家的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在会议期间，五国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是否邀请中国参加。发生这一争议固然有美国施加影响加以阻止的原因，中国有同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也是客观事实。向中国发出邀请最终因缅甸总理吴努强有力的坚持而确定下来。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国与会，缅甸将“不出席”。(100) 以1954年4月科隆坡五国会议为标志的亚洲新兴国家集团兴起，这一趋势同样牵扯中国政策的走向和日内瓦会议的结局。中国对中立不结盟运动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五国的外交活动等，并非一开始就是积极肯定的。依据中共的传统理论，在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分野中，“中立主义”是危险的和有害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中选边站，而且不站在苏联一边就是“反革命”。(101)朝鲜战争导致的安全形势恶化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毕竟打破美国建立军事包围圈对于维护和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已成当务之急，而那些拒绝美国结盟要求的东南亚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月25-29日，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式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北京的领导人同意周恩来这次访问的指导思想包含着对中立主义的看法和评价的重大转变，他们最初是意识到，在美国推行遏制政策和建立军事同盟体系的背景下，“若能保持东南亚一个中间集团”，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均有利”。(102)周恩来的设想更积极，他将访印的主要目的界定为“为缔结某种形式的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工作，以打击美国进行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的阴谋”。(103)由于这时中国正筹划组建自己主导的亚洲和平战线并签署“亚洲和平公约”，周恩来在访印、缅期间，对他们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并不积极。 中国政策的转折点是前述7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他的“中间地带”思想，东南亚地区亦随之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04)随后印、缅等亚洲领导人相继到访，这也增强了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形势的自信。在此背景之下，12月1日，毛泽东亲自向到访的吴努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希望参加这个会议”。(105)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不久，刘少奇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中立主义和万隆会议的新看法。他认为“对于中立国的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特别是扩大和平区域和抵制美国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阴谋，中立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需要“重视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立场必须坚定，策略必须灵活，态度必须友好”，从而坚定他们的“中立主义立场”。(106)中国政策的转变和积极支持亚非运动，有力地加强了东亚的中立主义力量，是万隆会议得以成功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5年4月18-24日，万隆会议隆重召开。这是一次没有任何一个欧美国家参加的地区多边会议，议题则涵盖了亚非两个大洲的各项重大事务。如果综观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仅此一点就意义重大。 万隆会议之于东亚战后秩序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会议提倡并初步建构了亚洲“认同”。正如尼赫鲁所言，“几百年来，亚洲问题主要是在亚洲之外决定。这种倾向现在还存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后要忽视亚洲国家对它们自己或它们邻国的想法，将是不可能的”。(107) 其次是会议通过的决议确认，亚洲新兴国家将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以独特和中立的姿态处理国际安全、裁军和反殖民主义等战略问题。客观地看，亚非运动中的东亚国家没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在设想过，要成为冷战体系中的第三方，尤其是东亚大国中国本身就因为与苏联结盟而是冷战中的一方。这些国家本身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去构建一个冷战的第三方。但会议的影响的确是重大和深远的，包括对每个参与国的国家认同的长期影响、对界定和处理战略问题的原则达成的共识、以及这些国家间建立起来的各种多边双边的联系等等。会议的这些成果都深刻和有力地冲击了冷战体系及其在这个地区设置的国际议程和解决方式。因此，应该说以万隆会议为标志，战后东亚秩序基本形成。 纵观本文涉及的十年，东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时代。一方面是二战基本结束了日本靠军事扩张和侵略战争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并没有根本结束列强对地区事务的干预和强大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外交纵横捭阖和对抗、冲突等，是导致东亚在战后战争与冲突不断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东亚国家之间形成尖锐对抗和东亚各国内部出现剧烈政治与社会矛盾的重要推动力。殖民主义统治、帝国主义战争的遗产等等，给战后东亚秩序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地区在战后初期还面临着清除战前和战争期间大国关系遗留物的历史性任务，不幸的是恰逢此时爆发了美苏冷战并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蔓延。 以欧洲为中心的冷战对抗向东亚蔓延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冷战向东亚蔓延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展开的，剧烈的军事冲突给东亚国家间留下了长期难以弥合的裂痕。由于冷战具有不同于以往帝国战争或殖民主义战争的特点，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它们所倡导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认为那些在它们之间造成相互敌对的思想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个人。可以这样说，美苏冷战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坚定信念，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也是人类最终和最伟大的希望。客观地看，美苏两国在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被历史所抛弃之后，向世界展示了尚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两种模式和选择。它们给东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在有些国家给政治集团夺取国家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以及对每个新国家的建国模式都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造成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另一方面是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 本文基于新冷战史成果和历史档案的分析也证明了，二战后东亚秩序中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和最重要的变革力量，是二战后出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在推翻外来殖民统治之后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建国”的任务。在东亚，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完成“建国”。另一方面，冷战之所以在东亚蔓延迅速且规模巨大，同东亚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有直接关系，毋宁说这是东亚国家选择的结果。他们是东亚秩序的直接缔造者，也因此决定性地约束着列强在东亚的作为。 195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已经普遍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这是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主要背景。此后东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小规模的冲突和一些国家的内战、动乱还在继续。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阶段形成的秩序尚不足以带来根本的稳定和消弭战争，其原因很大部分是在新兴国家本身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内部问题未获得根本的解决，以及某些地区事务被“冷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到1955年万隆会议为止形成的东亚秩序仍属于转型期。显然，仅仅叙述传统结构的遗产、冷战和新兴力量的分合这三个基本要素的作用，对于理解东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必要却远远不够的，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找到其中的机理，是需要进一步完成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