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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亚国家的应对 17世纪以前，即使是葡萄牙人以武力攻占马六甲和控制香料群岛部分地区，但东亚海上贸易基本上仍呈自由贸易状态。东亚各贸易港的繁荣，主要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有吸引力的商品和优惠的贸易环境。 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东南亚本地王室向来是东亚贸易圈的主力之一。印度穆斯林商人沿马来半岛西岸，经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南亚水域，在沿线的亚齐、丹那沙林、马六甲、万丹、吉打、阿俞陀耶等重要贸易港建立商馆，与当地的苏丹或王室的贸易合作，主导了从东亚经印度洋到地中海间的贸易。无论是先期到达东亚的葡萄牙人或以后到达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其首选目标就是主导乃至垄断这条以香料为主的贸易航线。葡萄牙攻占马六甲，摧毁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社区，扼住这条通往地中海航线的咽喉。荷兰人则武力征服香料群岛，试图垄断主要商品产地，进而打击望加锡、爪哇和苏门答腊北岸各苏丹土侯的海上力量，直至攻占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完成对这条航路的控制。虽然印度穆斯林商人势力基本被欧人逐出，但欧洲人的数量和军事实力也仅能占据几个重要的贸易据点，无法完全控制东南亚各贸易港和区间航道。被赶出马六甲的印度穆斯林商人重新在柔佛、彭亨、北大年、亚齐等穆斯林聚居区聚集。[19]他们将宗教和商务结合，与当地苏丹土侯整合，仍相当程度保持其行政和小范围的区间贸易能力。尤其是17—18世纪一直未被欧人攻占的穆斯林王国亚齐，成为马六甲贸易的有力对手。中爪哇的马打兰王国甚至在1628年对荷属巴达维亚发起海陆进攻，几乎攻陷巴城。此后荷人与马打兰王国签订和约，马打兰商人仍能分享爪哇北岸的部分海上贸易。望加锡苏丹长期挑战荷人对香料群岛的贸易垄断，直到1667年才被荷人重兵征服。[20]17世纪中叶东亚最大的胡椒出口中心万丹，是武力挑战印尼群岛荷印香料垄断贸易的主要力量，直至1683年才因内乱向荷人屈服，保证将万丹胡椒只卖给荷人。亚齐的抵抗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 以“倭寇”著称的日本海盗和海商，在14—16世纪就活跃于中国的黄海和东海，16世纪中叶开始往南洋发展。17世纪初，甫完成日本统一的幕府，为了推动海外贸易以裕国及控制私下从事海事的大名，以朱印船贸易的方式管理日本的海外贸易。朱印状自1603年签发，到1635年为止，共颁发了360道。[21]朱印船贸易范围被及中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各地19个主要贸易港，每船搭载的日本商民数以百计。日本海外贸易活动的重要支柱是东亚各地的日本社区。在台湾、澳门、马尼拉、阿俞陀耶、万丹、马六甲等东亚重要贸易港，都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日商和海上浪人的聚居区。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海外日本人（Japanese Diaspora）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随朱印船贸易到东南亚各地的商贩；二是因日本国内禁止天主教信仰而逃往海外的天主教难民教徒，很多这类难民定居在同是天主教信仰的马尼拉，他们多成为商人或佣人；三是参加日本统一战争失败被放逐或流亡海外的武士和浪人，他们大多在东亚各地充当雇佣军。[22]除以上三大类人外，还有劳工、受雇于外国船的海员、佣人（西属马尼拉很多）、借贷者（bondmens）和奴隶。和华人社区一样，这些日本社区的商人主要服务于日本与当地的贸易。在马尼拉、暹罗、柬埔寨、会安等地，日本社区首领甚至充当小港主（port master,Syahbandar）,为当地政府负责朱印船的验货、转运、贩卖来货和收购当地土产，有些人甚至出任当地官员。17世纪前期，日本人是广南主要港口会安当地的主要居民，还有人出任港口管理官。[23]在阿俞陀耶，日本社区甚至有一支拥有700名士兵的武装，为暹罗王室镇压反叛者。[24]1611年，据说澳门“借口防番，收买健斗倭夷以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25]。日本人在海外最大的侨居地在马尼拉,据说最多时期达3000人，包括那些在日本受迫害而南逃的基督徒。[26]阿俞陀耶的日本人数多达1000—1500，但在1932年被暹罗王室铲除。 如果说东亚海域的日商、华商与东南亚本地商人之间的竞争尚是商业竞争，东来的西洋人则对日商痛下杀手。1607年，澳门葡酋佩索阿（Andre Pessoa）击杀前来澳门的日本朱印船船员和其他日本人数十人，并成功游说幕府禁止日船前往澳门。[27]荷人为将日商势力挤出台湾，于1625年宣布对所有在台日商贸易商品征收10％的输出税。1628年，日商滨田弥兵卫再度率数百人船队来台贸易，被荷印台湾长官纳茨（Pieter Nuyts）武力扣留，滨田弥兵卫武力反抗，这就是日荷间冲突的著名“滨田弥兵卫事件”。此后，日商基本上退出在荷治台湾的贸易。随着日本作为贸易支柱商品白银产量的减少，日本维持东亚区间贸易的能力也迅速削弱。同时，随海外贸易而来的是信奉天主教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构成对幕府统治的威胁。1633—1639年，日本幕府发布5次锁国令，禁止奉书船以外的日船渡航，禁止海外日本人回国，并借镇压岛原天主教徒起义之机，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出境。除中国和荷兰船可进入长崎一港从事贸易外，拒绝其他外国船赴日。[28]日本自此退出东亚海权竞争，海外日本社区也逐渐融入当地而消失。 欧洲人在17世纪竞争东亚海权时，对东南亚的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上的各岛国实行的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建立贸易据点或殖民地，但对陆权强大且拥有舰船火器的东亚国家，如日本、中国、安南、广南、暹罗、缅甸等国家，则无力以武力攻占当地贸易港，只能以建立商馆和主导当地海外贸易为目标。但在这些中国海商享有传统贸易优势的地区，他们到处面临华商的有力竞争。 17世纪初的安南庸宪和广南会安已是东亚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宪的贸易主要由日商和华商经营，葡、英、荷、西商亦间或前来交易。17世纪30年代日商淡出海洋后，日本与东南亚贸易主要通过华商进行，日商在庸宪和会安的主要贸易份额基本上由华商取代。荷兰和英国商馆在庸宪虽然也设立商馆，但越南人认为其野蛮且贪婪，宁可让华商操盘贸易，欧人的交易对象仍为华商。会安的状况大体相同。17世纪中叶后，华人成为会安首屈一指的外商群体，势力远超当时同样介入阮氏海外贸易的欧洲各国商人。在暹罗，王室垄断海外贸易，亦从事国内商业，[28]王室成员和贵族较少直接从事贸易事务，其生意通常由多财擅贾之华商代理。尤其是对华贸易，几为华商专擅。1664年，荷印公司曾封锁阿俞陀耶，逼迫暹罗王室将利润最丰的对日鹿皮出口贸易交由公司垄断经营。暹罗王室则利用英商和法商势力牵制荷印，转而雇用更多的华商和印度穆斯林商人，在18世纪，在暹华商甚至被誉为“王室华人”（Royal Chinese）。[29] 面对陆权强大和海上实力雄厚的中国，西洋人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贸易根据地的企图则饱受挫折。继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并获得中、日、东南亚区间贸易的部分主导权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试图仿效葡人，在中国沿海获得立足之地。1598年，西班牙的马尼拉总督派舰前往澳门，试图强行建立贸易基地，澳门葡萄牙当局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驱逐了侵入澳门的西班牙舰只。[30]1601年，荷兰舰队在范莱克（Van Neck）的率领下，首次到达澳门沿海，袭击澳门，葡人拒绝荷人登陆，范莱克派上岸的21名水手均被葡人扣押，其中17人被绞死。[31]1622年，荷印公司13艘船与2艘英船组成舰队联手进攻澳门，葡军在澳门明朝军队的协助下击败了英荷联合舰队。荷印公司受挫于澳门后，遂转向福建沿海，先占澎湖为据点，再不断袭扰中国东南沿海，企图“通过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32]，迫使明朝官方允许其在沿海自由贸易，但遭到明朝军队的坚决反击。1624年，澎湖荷军在明朝大军的逼迫下撤出澎湖，转往台湾岛南部大员，筑热兰遮城堡，并设立商馆，作为经营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基地。由于对华和对日贸易的高额利润，荷兰的台湾商馆很快成为荷兰在亚洲最繁忙的商馆。[33]以郑芝龙为首的中国海商集团在东亚海域与荷印公司竞争，甚至在马六甲以北的海域占有地利和传统优势。荷印公司因此试图直接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夺取贸易据点，击垮郑芝龙集团，掌控东亚海权。1633年，荷印政府决定：“对中国发起一场严酷的战争，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获得所期望的自由的中国贸易，同时保证公司在东印度的其他事务不受阻碍。”[34]为此，荷印政府在台湾的长官蒲陀曼（Putmans）率领6艘夹板船、9艘快艇和1艘运输船共1300人的舰队前往福建沿海，并邀刘香和李国助（著名日本华商领袖李旦之子）两个与郑芝龙对立的海盗集团，联合进攻在厦门的郑芝龙集团。是年，荷印公司舰队加上刘香集团的50多艘战船与郑芝龙集团的150多艘战舰在金门料罗湾决战，荷舰队大败，逃回台湾。次年，巴城政府向荷印董事会报告，“我们去年发动的战争结果已表明，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35]。料罗湾决战后，荷印政府不得不放弃在中国大陆口岸直接贸易的企图，只能按照郑氏安排，依赖中国海商提供中国商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