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 理性主义范式和浪漫主义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太多的想象空间（甚至于妄想）、道德评价和政治诉求，巫术信仰和实践也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或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充分对待，从而使巫术研究显得极为粗糙，甚至被降至所谓的鬼神学家或猎巫者编造的想象领域或大众的荒诞迷信，其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借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新史学、新时代运动、大量档案材料的发掘和社会科学知识，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实现了向新研究范式的转向。 英国学者特雷弗-罗珀充当了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锋。特雷弗-罗珀使用了大量社会冲突、替罪羊等术语去审视转型时期西欧复杂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并注重归纳研究，由此推动了巫术史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仍以其广度、深度和综合性为人所称道，一些历史学家一度将之视为新旧巫术史研究的分水岭。[14]之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英国以艾伦?麦克法兰对埃塞克斯巫术和基思?托马斯对十六七世纪英格兰宗教和巫术的分析为新转向的代表，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阐释英国巫术，一度被认为是开创了人类学的解释模式。美国则以埃里克?米德尔福特和威廉?蒙特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将理性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相联系的研究著述，并对巫术研究的三种范式：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5] 这种转向强调近代早期巫术是可接受的文化真实，强调巫术幻想成分和巫师迫害者的双重动力。[16]欧洲巫术和巫术审判则在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履行其功能，即巫术提供了解释日常生活不幸（诸如死亡、疾病等）和理解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压力经由巫术审判寻找出口，巫师就像替罪羊一样在发挥功能。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巫术功能性解释，如拉娜将巫术审判视为对落后居民一致性的强化手段，另一些人将巫术审判视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初期人类学模式得到不断补充。这一新转向对学术界传统观点，如猎巫主要时段与地点，国家、法律和社会文化精英在猎巫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史料真实性等均发起挑战，为巫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17]一时间，巫术史研究著作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注意到，巫术研究已经从历史学关注的外围进驻到中心附近。[18] 学术成果涌现的同时，研究弊端不断显现：简单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实用主义和生物学类比，就宏观背景而作的泛泛而论或推此及彼而无法印证或考察角度、方法的单一，以及对分期和时段的过度专注等。例如，托马斯-麦克法兰命题主要弊端之一，即在于无论它如何有效适用于英格兰，对欧洲大陆和苏格兰则效用有限。大陆模式强调的恶魔崇拜、与魔鬼契约交易、巫师夜半聚会、与魔鬼狂欢等特征很少出现在英格兰的案例中。英格兰也很少真正将巫术视作异教行为，而是更多地当作特定的反社会犯罪。即使许多案例中聚焦于魔法迫害行为指控的英格兰模式与以审讯者的鬼神强迫症为特征的大陆模式并存，也都未能得到人类学充分与合理的解释。因而20世纪80年代后，巫术史论著中人类学和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90年代更是极少以人类学为特征。[19]与此同时，学者还看到了更多的令人困惑的地域差异，其独特性直接威胁到过去范式所依赖的西欧巫术的同源关系。为此，1984年学者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论文，提供了此前所知甚少的南欧、北欧和中欧巫术的大量情况。[20]1991年，埃克塞特专题会议上，罗宾?布里吉斯和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等人的论文都指出托马斯命题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巫术主题以往的一致性和现在各种敌对阐释的激增。与会的托马斯则以“我们现在将何去何从？90年代的巫术研究”为题主持了总结会，并宣称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而不论日后的巫术研究将走向何方。[21]但此次会议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下一步走向已然明了。 此后，巫术研究更加注重综合研究以及在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探索。1993年，穆尚布莱大胆地将广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相联系。[22]1996年，詹姆斯?夏普和罗宾?布里吉斯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范式，并以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使用，分别就英格兰和欧洲巫术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对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范式展开批驳。[23]同年出版的埃克塞特会议论文集、贝林格对巴伐利亚巫术迫害的研究以及特里尔、洛桑等几个极为活跃的团体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