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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的关注与难分轩轾的主张 上述种种复杂性，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无序，但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追求又具有某种共性，甚至不同立场的人有时会赞同某些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构成了各种思潮重组或整合的基础。 首先，大多数人都在怀念过去，批判现实。“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突然迷恋于回忆和地方的空间”，以至于1849年巴黎作家阿里斯蒂德·吉贝尔（Aristide Guilbert）宣称：“通史被分解成了地方史”。人们对居住地或出生地有一种特别的隶属感和亲切感。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格莱（André Le Glay）等人还“赞扬对传统的崇拜和对地方记忆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构成子女孝顺父母的一种义务、对扎根于过去的土地的一种爱”。(13) 几乎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在怀旧，既出于美化的想象，也出于对过去某些恐怖事件的回忆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似乎能从怀旧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以前的官员向往国家过去的伟大，资产阶级的年青一代怀念革命中年轻人掌权的时期；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对回到封建统治的恐惧，贵族对恐怖时期的恐惧，激进派对滥用自由的恐惧。下层阶级也在怀旧，由于越来越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向往平等，怀念曾给他们带来某种家长制保护的旧制度。在当时的法国，“种种怀旧与恐惧的相互交织，解释了该世纪上半叶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14) 这里，怀念过去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猛烈抨击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种批判：一种来自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种来自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时期还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批判：一种来自共和派，批判复辟王朝和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共和国；另一种来自被大革命推翻或受到大革命重创的贵族阶级，他们希望恢复过去曾拥有的地位和“美好的”生活。关于这些怀旧与批判的性质和原因，恩格斯作过以下说明：大革命后，“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5) 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方面，农业社会的生活虽然贫困，且处处表现出不平等，但一般情况下毕竟还是“稳定”的。 其次，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承认社会失序，都强调恢复秩序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19世纪初，法国各派思想家对法国现状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即法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重建秩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与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都认为混乱已达到极点。孔德还形象地指出：“社会被国王们倒退的学说与人民的批判激情撕裂开来。每一方都把它往自己的方向拉扯，无论如何，政治只是众多流产的重组而已，是许多不断波动的实践和尝试。”(16)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不仅把拿破仑上台看成法国人追求秩序的反映，而且他还强调社会动荡甚至“使民族成员中的最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恢复秩序的愿望”。(17) 许多人不仅追求社会稳定，还希望社会和谐，巴斯夏是一个典型。他在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中这样描述当时“浸淫全国的一切”的“无政府状态”：“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财产，平民反对资产者，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本国居民反对外国侨民。”由此他问道：“如今社会最引人注目之处，不正是没有任何秩序吗？所以关心未来的善良的人们、进步的著作家和思想界的先驱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不正是一种秩序吗？”接着他这样告诫法国年轻人：“我希望引导你们去认识一切正常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这便是本书的主旨，你们不会不懂得它的重要性。”(18) 类似的追求决定了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大都围绕着以下相同的问题展开：（1）如何对待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是全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只否定其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方面）。这种争论着重围绕着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提出的各项原则及认识社会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大革命造成的某些现实（如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2）如何看待大革命中的暴力，“牺牲（sacrifice）的概念成为大革命后法国人围绕政治暴力展开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种辩论中，极端保皇派的迈斯特居然与主张无产阶级暴力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Sorel）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两人都谴责雅各宾派的国家暴力传统，赞扬古代殉教者对共同体凝聚力的意义。(19) （3）法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4）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具体又分为如何对待传统和宗教两个方面。（5）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虽然通常认为英国工人在产业革命中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待遇，但与英国相比，当时法国工人可能处在更加可怜的境地，至少在法律地位上是这样。(20) 再次，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借助传统来恢复秩序。追求稳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传统的重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社会变得支离破碎。拿破仑深知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很危险，他上台后为了“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与宗教战争所分裂的法国人”，于1801年与教皇签署了《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即使像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也看到了当时法国问题的实质。他的《阿塔拉》、《基督教真谛》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讨论回归信仰问题，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将纠缠19世纪的一切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该如何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21) 恢复传统是医治社会断裂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整合混乱的社会思潮和信念的基本途径。但恢复什么传统或怎样恢复传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战场，这涉及对旧制度、启蒙运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具体评价。极端保皇派以旧制度的代表自居，竭力美化中世纪的王权，自由派或波拿巴派虽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所批判，但不会加以全盘否定。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则企图把保皇派的某些合理主张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由于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是文化或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在讨论如何对待传统时衍生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宗教。在当时的法国，宗教不仅用来维系民心，而且还能抑制由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激发的激情和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巴克说道：“为了平息这种激情和重创社会联系，宗教上的探索与政治上的努力是不可分离的。”圣西门在探索一种“新基督教教义”，拉梅内则“出色地”描绘出某种“神学—政治”特征。那些拒绝宗教权威的人，“也无法回避要一种新宗教的意图”，“如果说思想家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话，那都是围绕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他又说：作为过渡时期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人们总是处于“不安和躁动”之中，因为他们“仍然被大革命激情所震荡而又不适应利益世界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权的任务就是“通过平息激情和重建社会联系的方式，创建一种共同观念”。(22) 1868年5月，圣伯佛（Sainte-Beuve）在参议院批评上流社会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但持有这种批评意见的上层人士当时还是少数。(23) 强调宗教的作用，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正如圣西门在1817年所说的：“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24)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的法国，教权派长期拥有那么大的影响。 最后，很多人都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修补分裂的社会。要建立秩序与实现和谐，不仅需要重建与传统的联系，还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新的社会分裂。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一个修补断裂的问题，而且主要涉及道德文化或政治制度，那么解决社会分裂首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 修补分裂的社会虽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追求，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却深刻地暴露出它们的真正分歧。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一度显得很孤立，被淹没在众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一度如日中天，颇为引人注目。保皇派的办法是回到过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渐衰微。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分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冲突，还有城乡冲突及农民与工人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使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较少关注其他冲突，一般避谈工人与农民或城乡的冲突，实际上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后一种冲突。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说道：“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他又说：“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25) 法国的城乡冲突还包含着首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矛盾。在法语中，“province”这个词不仅有中文“省”的含义，而且还指“外地”、“巴黎以外地区”，这是法国特定国情的产物。 上述种种冲突使法国思想家普遍萌发有组织干预的思想，这种主张一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特别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虽然常常互相攻讦，但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干预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运动只是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重整社会秩序、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和社会集体已经迫在眉睫”。由此出发，他们提出来的解救方案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为“他们受1793年和1794年法国紧急措施的启发，认为政府应理性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不应该依靠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去做这件事”。(26) 许多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从维护秩序出发，也持有类似见解。他们认为：“为了平息激情”，更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重建社会联系而不是议会自由主义”；各种观点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巴克还强调指出：“令恩格斯气愤的工人贫困，正统主义的改革者并非无动于衷，像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1835年游记中，或是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在他的1850年出版的《论英国的衰落》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困扰着人们的这种贫困和社会解体现象，横贯着整个政治角逐场，说明法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存在着弱点。”(27) 在严重的社会分裂面前，自由主义的主张似乎寸步难行，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颇有影响：“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致使迄今为止在政治流派中作为精神主导的自由主义处在了守势。”(28) 当然，自由派也竭力表明自己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比如，巴斯夏说道：“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29) 这里的意思是：工人们，你们得暂时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难；随着资本的增长，你们的工资就会增加，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其实，孔德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但这种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不会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分裂难以得到缓和。 综上所述，这时期法国思想界整合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在当时这种效果有多大值得怀疑。也许，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只能如此，其各种努力主要是为未来的全面整合奠定某种基础。孔德学说的命运即是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学说是稳重而深刻的，但在19世纪上半叶他几乎找不到知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法国确实处在一个群龙无首、不知“路在何方”的混乱境地。了解孔德的思想及其命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他所生活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