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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德关于修复法国社会的设想 像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孔德认为社会秩序已经崩溃到了极点，他还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从神学的、军事的形态直接过渡到实证的、工业的形态，与这种过渡相比，所有之前的革命都只不过是简单的修补（modifications）。”(30) 这种巨变或断裂史无前例，献身于它的稳定与和谐的研究责无旁贷，他的改造社会的宏伟计划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有学者指出：他的实证主义“不只是一种科学的哲学，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使孔德成为一个杰出社会思想家的是，他把他的科学哲学与他的政治哲学整合起来的方法。”(31) 在他身上，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哲学理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 孔德的毕生抱负是使社会恢复秩序，得到新生。他认为这种新生的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获得共享的信念，在于“发现某种基于共享信念的稳定的一致性或和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获得一整套持久共享的信念？”他的答案是只有用实证主义而不是用形而上学来取代神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做到。(32) 几乎所有讨论孔德的人都强调孔德的这种思想方法。比如《19世纪史》的作者说道：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主义中寻找一种方法，他深信“建立一种符合实验科学法则的社会秩序是可能的。”(33) 总体而言，孔德关于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德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思考“秩序”问题，指出要建立秩序与和谐，必须重视历史的联系。孔德把人类思辨的发展过程分成三大阶段，即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阶段，接着他提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认识均有其合理性，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它们已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实证方式是最科学的思维方式。孔德不再像启蒙哲学家那样将当前与过去割断，而是主张：“重要的是将目前阶段人类精神状况与其原先各阶段的整个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同时适当承认这种方式在长时间内是必不可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承认神学原则有其合理性，因为“没有这些原则，人们就定会确信，我们的智慧永远无法摆脱最初的混沌状态，而唯有神学原则，通过对思辨活动的指引，才能够逐渐准备更为完善的逻辑体系。”(34) 虽然只有依靠观察到的实证资料才能建立起坚实的理论，“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那么人的才智就绝不可能组织、甚至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也就是说，人类认识社会总需要有一种理论作指导，一定的思维方式适合一定的社会：“多神论尤其符合古代的征服制度，而一神论则与中世纪的防卫组织相适应。现代的社会性使工业生活愈来愈占优势，它必然强有力地推动伟大的精神革命。今天这一革命正把我们的智慧最后从神学状态提高到实证状态。”(35) 重视与过去的联系，使孔德能够把保皇派的某些观念整合进自己的思想中。 其次，秩序与和谐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即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孔德在讲到秩序时，首先“想到的是一种新的秩序，一种理智的、有道德的、政治的和自然的社会秩序”。(36) 到1844年他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学体制已经结束，形而上学体制还在支配着政治和道德领域，而实证状态已经在工业和科学的主要分支中取得了胜利。(37) 肯定实证阶段，也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如杨深说道：在孔德看来，“进步如果不同秩序结合在一起，进步就不能持久；秩序如果不与进步共存，真正的秩序也无法建立。”(38) 只有采用实证哲学，社会才可以实现维护秩序和保证进步的双重目标。 以此为基础，孔德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混乱的根源：“秩序观念仍然主要来自于令目前民众极为反感的旧模式，在这样的时候，一切认真的重建努力，面对自然会引起的对于倒退的忧虑，很快就止步不前。同时，直接促进政治进步的意图，不久又受到对迫在眉睫的无政府主义的正当担心所完全束缚；只要进步观念仍然主要是批判性的，那么上述意图就必然会引起忧虑。因此，正如危机之前那样，表面的斗争依然在神学与形而上学精神之间进行。前者已被认识到它与进步不可调和，趋向于从学理上否定进步；后者在哲学上到了全面怀疑的地步，只可能导致在政治上造成混乱，或造成一种相当于无政府的状态。”(39) 这段话有点复杂，但非常重要，其意思是：想建立秩序的人讲的是旧制度的秩序，而追求进步的人又有否定一切的倾向，让他们来掌权很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种人的思维方式依然是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总之，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空谈秩序，也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发展空谈进步。 再次，在发展实业并维护实业发展所需要的秩序的基础上考虑贫困问题。孔德在肯定资本主义或实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重视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但他不主张离开前者来谈论后者。孔德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很奇怪的想法：实证哲学是为无产者服务的哲学。他说道：“神学哲学只适宜于上层阶级……形而上学哲学则主要面向中层阶级”，但实证哲学主要是“面向无产者”的。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认为向无产者普及实证教育具有“头等重大意义”，能“为哲学创建提供必需的精神基础与社会基础”，以推动社会精神的重建。(40) 我们知道，圣西门也主张在发展实业的基础上来考虑贫困问题，但他希望用新的劳动组织来解决，然而孔德却不是这样，他只主张在现有劳动秩序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而且，孔德比其他人更有远见的地方是，他看到只有把工人阶级纳入体制中，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才会获得安宁与和谐。他认为只要做到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天下就会太平。迈克?甘恩就是这样解释的：“一旦达到最后的实证阶段，在一种由诸和谐法则构成的制度中科学本身的发展结束了，这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41) 最后，高度重视精神或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孔德认为历史上总是存在精神和世俗两种权力，随着形而上学时代的开始，欧洲的精神权力逐渐衰落了，但实际上现代社会并不是不需要精神权力。他在1825年末发表的文章《关于精神权力的思考》中说道：“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今天各最先进民族的社会状态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秩序，这是结束自16世纪以来的革命阶段的第一位的和首要的手段。”他论证说：“在维护一个群体的公共秩序时，如果个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合作，不可能再依靠每个人出于自愿或出于道德的考虑而同意某种共同的社会信条，那么除了在权力和腐败之间作出选择，就不可能有其他权宜之计来维持任何性质的和谐。”因为社会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业的社会，所以其必然结果就是力量介入财富，财富成为腐败的手段，从而导致道德的解体。(42) H. S. 琼斯正确地评价了孔德的这一思想，他说道：孔德质疑精神权力被世俗（temporal）权力吸收的现象，他是“想维护现代世界中某种独特的、自主的精神权力的重要性。这种精神权力能成为一种力量，服务于智力和道德的管理……孔德这里所说的是两种凝聚社会的资源，即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后者必然会扩张并填补这块空隙……所以，在现代社会，精神权力的重组是避免行政专制的一种方法”。(43) 从这一观点出发，孔德对他的时代的道德滑坡并不感到沮丧，而是把这看成重建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他说道：“无政府状态……已经不仅是旧社会制度腐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也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条件。”(44) 这是一个富于远见的观点。 上述思想体现了孔德的一个特点：坚持自己的原则但不走极端，在批判其他各派观点时不忘吸收他们的长处。雷蒙·阿隆指出：“奥古斯特·孔德就处在介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他既不是一个按照罗马法典想象出来的私有制的鼓吹者，也不是一个倾向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改革家，而是一个既想保持私有制，又想改变其意义使之成为由某些人行使社会职能的一种制度的组织者。”(45) 孔德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是这样，虽然身后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似乎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缺乏共同语言。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孔德身上有许多东西给人以“反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印象，比如他“拒绝整个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使人民与政府对抗，并寻找种种抑制政府的方法。此外，他还视政府为指导我们集体发展（collective development）的角色。在孔德看来，保卫个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在政治思想中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如同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一样”。(46) 在孔德的时代，自由主义者往往被称为“利己主义者”，孔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精神在道德方面从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的理论，而只提供那糟透了的利己主义体系……该哲学始终局限于考察个体，由于其简化的逻辑原则的必然后果，从未能真正包含对群体的研究。”(47) 他把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成“形而上学者”，而“形而上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思想”。(48) 1848年革命爆发后，孔德甚至下结论说，无产阶级不会被代议制思想所诱惑，在他眼中，代议制是一种深深依赖于不合理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一种形式，必然要被科学组织起来的政治形式所取代。(49) 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据此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正如H. S. 琼斯所说的，“孔德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一点也没有同情之心，对贡斯当如此亲切的良心自由的原则在孔德看来是异端思想。但由此推断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的，那将是一个错误。”(50) 孔德的折中思想到底说明他的思想不切合实际，还是说明他的折中有自己的特色，是当时法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从他的思想在后来的影响看，后者更为准确。但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孔德只处在“边际地位”，(51) 他“差不多是在相对孤立的状况中进行工作的”。(52) 总之，这位思想家在当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足见那时法国社会思潮的整合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