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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分裂的根源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也许是西欧最希望稳定的国家，但它也是当时西欧大国中最不稳定的国家。我们常说，拿破仑的上台与当时大资产阶级要求稳定有关；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为了法国的稳定，神圣同盟的巨头们都担心过分反动的措施会激怒法国人民，连路易十八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大革命的成果。法国总是在追求秩序和进步，但在19世纪它却长期动荡不已，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根源。 首先，按巴林顿·摩尔的说法，这与法国农民有关。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中受到重创或被推翻，但法国农民长期以来被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外，只是受着这种发展的煎熬，而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无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中，农村成为法国保守派、教权派或保皇派的大本营。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后，贵族更加趋向反动，于是“贵族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失败，也未能使这一阶级成为同盟者，却反目成仇，这是爆发1830年革命的重要原因”。1830年革命后，法国贵族作为一个政治上紧密团结的集团消失了，但法国农民站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摩尔继续分析说：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民很少关注民主制；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又损害并削弱了小农的财产权，因为与工业相比，小农在市场运行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集团，农民时常流露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53) 其次，大贵族与大资产阶级互不妥协，也是法国长期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佐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为专制制度辩护，或为了建立和实施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分离状态。他们热衷于彼此倾轧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平等，另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优势。”按他的说法，资产阶级的崛起与贵族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很多利益和优势是必然现象，但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前者抱住了妄自尊大的低级趣味，后者抱住了嫉妒的低级趣味”，结果，“他们都使自己也使他们共同的国家承受他们不明智的利己主义的苦难。”谁都不妥协，谁的日子都不好过。(54) 必须强调的是，法国并不缺乏谋求妥协的政治家，这时期三个王朝的创始人路易十八、路易—菲利浦、路易·波拿巴，某种意义上都是妥协的“大师”。路易—菲利浦上台后经常强调法国国民和解的必要性，但最终他也失败了。(55) 在各阶级和阶层政治冲突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少数政治家的和解和协调作用显得苍白乏力。 再次，如果说这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是利己主义的，那么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工人也是这样，所以，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自私也应该是这时期法国动荡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克维尔在论及1830年后法国资产阶级时说道：“中产阶级——应称之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所以摆出一副经营私营实业的样子，它的每个成员……为个人的一己微利动辄把人民大众置之度外。”1848年1月29日，即在二月革命爆发前夕，他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又提出这样的警告和恳求：“世风的日下将在短期内，也许就在最近，把你们引向新的革命……看在上帝分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56) 最后，在谈到19世纪大部分时间法国的政治动荡时，当然不能忘记法国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国家。一旦碰到政治障碍，具有这种传统或思维习惯的相关利益群体就会考虑诉诸暴力或革命。戈德哈默指出，当时法国“革命者”持有的坚定信念是：暴力是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似乎还拥有道德的、教诲的性质；在一个国家中要使国王的臣民转变成共和国的公民，暴力是绝对必要的。(57) 七月王朝时期，里昂一个团体的宣言说道：“人民啊！你们什么时候将以压迫者的鲜血去浇灌土地呢？到时93年的阴魂会醒过来欢饮，他们肯定会参加自己曾经为之准备的宴席！”(58) 这样的思潮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大概很少见，在法国却相当普遍。但这不应该被理解为法国人喜欢暴力，频繁发生的暴力与这个国家缺乏用和平手段解决政治或经济社会问题的渠道有关。因此，改变这种传统的关键是如何在问题出现时让相关利益群体看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一位美国学者说：“18世纪英国的工人和农民阶级视其地位沦丧为某种历史的偶然事件，而不是受其出身影响的一种迹象。在法国，这两个群体的人格则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因为贵族们相信，他们生来就对农民拥有优势。或许这就是英国避免了法国革命摧毁性暴力的一个原因。”(5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就政治制度而言，19世纪法国经历了多种尝试，却迟迟未能找到一种稳定的制度形式。让·皮克指出：英国的政治基础是通过议会制度来巩固的，但法国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立宪政体。从19世纪初开始，法国见证了至少四种不同的政体：从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的公民投票制（plébiscitaire）、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的议会制、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总统制到1852年12月2日政变后新的公民投票制。皮克引用弗朗索瓦·孚雷（Fran ois Furet）的话来说明法国的特点：“法国是用一次次革命来实现她不善于实行的那些改革的。”(60) 早在19世纪，基佐就曾感慨不已地写道：“为了赢得一个美好和自由的政府，法国作了许多尝试，成功的很少，而且有时由于自己的错误，甚至它还没有从中获取教训就被压垮了，这是法国的特殊性格。”(61) 而且，由于无视具体的现实条件，一些基本原则在贯彻过程中也造成过许多灾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所有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实际上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否则后来就不会有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1848年革命前夕，托克维尔在批评统治阶级的贪婪时写道：“国家将再次划分成两大派别的时代即将来临。法国大革命，它取消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权，但却让其中的一个残存了下来，那就是所有权。”他富有远见地指出：有产者不应对所有权的力量“抱有幻想”，不应把它“想象成是无法逾越的城墙”。(62) 众所周知，在随之而来的革命中，“所有权”受到了“劳动权”的挑战。但所有权的实现必须通过国家调节，这个道理资产阶级是慢慢学会的。 法国是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焕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中进人工业革命的，当经济建设高潮到来时，种种激情互相碰撞，思想界或文艺界刀光剑影，革命和建设交相辉映。这当中，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古老的传统，即本文所说的老传统，像个满腹经纶但沉默的老人，它弥漫并渗透一切，但很少发出声音。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分成80多个省的习惯、连中国人都难以理解的巴黎独一无二的地位、教堂的钟声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古老传统，一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许多痕迹。然而，这段时间思想界所争论的问题几乎都围绕着新传统来展开。老传统是一个硕大的舞台，而新传统是舞台上一个个光鲜靓丽的人物。由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引发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产生的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与新传统的论题纠结在一起。因此，资产阶级总想回到1789年，而工人阶级总想回到1793年。 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自由派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等都不可能耐心而深入地探讨古老传统的继承问题，他们必须通过批判和检讨，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某些原则辩护并加以发展，以便证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而各种反对派也必须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基本观点及事实出发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否则他们的观点会显得空洞无物、不着边际。因此，客观地评价老传统的时机远未成熟。修复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在法国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只有当各个有关的重要利益集团都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再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时，真正展开这种修复的时机才会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