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夫清三郎在写作《日清战争》一书时，使用了外务省调查记录《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并从田保桥洁的著作中转引了外务省未公开档案。但即使采取转引的手段，也未能逃脱政府的查禁。他的《日清战争》曾于1934年由福田书店出版，但旋即遭到政府“发禁处分”。该书的“问题部分”被删除之后，于1935年由丛文阁改书名为《陆奥外交》出版。1970年，该书经过藤村道生校订和注释，易名为《增补日清战争》由南窗社出版。由于信夫清三郎的专著被学界视为战前研究甲午战争的经典之作，因此，藤村道生后来对甲午战争的理解方法，受到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论”的强烈影响。所谓“二元外交论”，是指战前的日本外交或者政治领域存在着“国务”(指政府或外务省)与“统帅”(即军部)的对立，后者居于优势地位，前者居于屈从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日本的外交和日本的政治过程。信夫清三郎的观点是否受到19世纪末坂崎斌《陆奥宗光》一书的影响，目前的梳理中尚未发现直接的继承关系。他在《增补日清战争》一书的序文中指出：“1931年4月，进入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就读，开始了对日本外交史的研究。那时，已经体会到应从‘二重政府’的‘二重外交’去把握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策上的对立，并产生了‘二重外交’可能发端于甲午战争这样的预判，于是沿着这样的路径继续自己的研究。”③从信夫清三郎的自序看，似乎“二元外交论”是他研究过程中顿悟的结果。不管信夫清三郎是继承了30多年前坂崎斌的观点，还是研究生活中“英雄所见略同”的不谋而合，“二元外交论”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同时也演化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 信夫清三郎的甲午战争研究专著被日本史学界视为甲午战争研究的经典之作，是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甲午战争研究专著。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以田保桥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外交史研究和信夫清三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是战前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潮流”。④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中塚明和藤村道生。 中塚明于1968年出版了专著《日清战争研究》。中塚明否认“二元外交论”，以丰富的史料说明，日本政府与军部合谋，持有明确的开战意图，并实行了开战外交。中塚明的研究与藤村道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强调把甲午战争放到东亚历史中去理解，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提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论以及甲午战争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扩大了甲午战争研究的视野。 197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被日本史学界认为是近年诸多成果研究起点的经典之作。他的《日清战争》指出了甲午战争研究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即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远东，首先必须排除清朝旨在控制朝鲜的宗主权，与清朝的武力斗争是其主要手段；第二层面，即围绕对中国和朝鲜的瓜分竞争是陆奥外交的目的，并付诸了行动；第三个层面，是日本出兵对侵占地域民众的镇压。出兵镇压朝鲜发生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甲午农民战争，在中国旅顺无差别杀人，直至镇压台湾的抗日义兵斗争，最终控制了战争的全局。藤村道生认为，这样三个层面的重层构造组成了甲午战争，仅就一个层面分析甲午战争，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⑤值得注意的是，藤村道生继承了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论”，这与中塚明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一方面承认瓜分中国和朝鲜是陆奥外交的目的，同时又承认存在二重外交问题，这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问题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陆奥和军部只是在对外策略的技术细节上或有差异，在开不开战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 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中塚明和藤村道生两位历史学家对于通往甲午战争的道路、开战过程、日清媾和条约的缔结、战争期的民众统合、出兵占领地的民众镇压以及甲午战后的东亚世界等，依据战后公开的资料进行缜密分析，这种推动专题研究的方法，影响了后代的研究者，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第四个阶段。1995年12月，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辑的《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动》出版发行。以此为契机，呈现出从资深学者到媒体人都广泛参与甲午战争研究的壮观局面。代表人物有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等。⑥他们的观点多有相异之处，但其不同观点的共同前提是：他们都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政府内部，大陆扩张政策处于劣势，企图回避对清战争的协调政策处于优势地位。政治、外交、军事各部门对清作战的准备尚不充分。尽管都认为应该避免与清朝发生战争，但由于对状况和具体事情处置应对上的失当还是导致了甲午战争。 这种观点与前面提到的近百年前坂崎斌的观点如出一辙，与信夫清三郎的观点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说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二元外交论”在日本史学界连绵不断，且居于主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