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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在地理上是清帝国的天然屏障，而琉球王国和朝鲜又是以清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这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这三个地方连接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阻止线，正好与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相冲突。日本要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神国梦想和既定国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冲破这一阻止线，实现自己的“利益线”，朝鲜爆发的甲午农民起义为日本提供了天赐良机。 纵观明治期对外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骤一以贯之，从未动摇和改变。期间若说有过分歧，那只是方法上的差异而不是方向上的不同，是早打晚打的区别而不是打不打的矛盾。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在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总方针指导下，经过长期预谋策划、并绞尽脑汁玩弄外交骗术蓄意挑起的一场地区性国际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东北亚的国际秩序，称霸东北亚，为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建立根据地。 最后，从甲午战争开战的实情来考察，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全琫准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尽灭权贵”、“逐倭灭洋”的口号。朝鲜政府无力平定内乱。4月27日，朝鲜国王决定“求华遣兵代剿”。4月28—29日，日本驻朝公使代办杉村浚根据陆奥宗光的密令，先是派书记官、后是本人两度拜访袁世凯，表明“盼华速代戡”，“我政府必无他意”。(14)陆奥宗光通过杉村浚的表态是虚饰，通过外交骗术探听虚实怂恿袁世凯出兵，以寻找日本派兵的借口和时机是真意。陆奥认为，朝鲜内乱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天赐良机，不可失之交臂。(15)4月30日，朝鲜将正式请兵文件交袁世凯代转清政府。5月2日，清政府接到请兵奏折后下达派兵谕旨。5月3日，聂士成率部启程赴朝。另一方面，4月29日，日本政府接到杉村浚急电，得知朝鲜欲请兵清朝，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伊藤博文，立即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5月2日午后，日本军舰“八重山号”驶离横须贺港。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比清政府这个应请出征名分之旅早动身了一天。陆奥宗光不仅在日本出兵，而且在促成中日冲突方面也扮演了积极角色。他面示回国休假的大鸟圭介，为挑起战端可“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然而后来朝鲜政府与农民军达成“和约”，日本政府失去了挑起战争的口实，便再次玩弄外交骗术，提出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其真实目的在于从中寻找或制造破坏中日关系的机会。当清政府提出首先共同撤兵之后，日本决意挑起战争的意图暴露无遗，陆奥宗光急电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16)6月22日、7月12日两次向清政府递交绝交书。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中国提出照会，要求中国撤军并废除与朝鲜的一切条约。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氏政权，建立了以大院君为核心的傀儡政权。7月25日，大鸟迫使大院君李昰应宣布废除与中国间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形势发展至此，中日间的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从甲午战争的出兵和开战过程看，陆奥宗光和军部始终是沆瀣一气的，外交先行和军事后援也始终是配合默契的，从开始的动机到最终的结果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外交”。 综上所述，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是发达的，选题的涉及面是广泛的，研究成果也是丰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二元外交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成为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不管论者的动机如何，“二元外交论”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误的逻辑推论：第一，内阁主张和平，军部主张开战，因而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第二，战争是不得已爆发的，是偶然的，因此日本政府没有主动开战的动机，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和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发展轨迹看，富国强兵和向外扩张是其基本方向，远交近攻和傍强凌弱是其基本策略，和平改约和武力扩张是其基本步骤。纵观明治期对外战略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骤一以贯之，从未动摇和改变，而且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发展益加明朗和强化。因此，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是其现代化过程和对外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甲午战争开战的实情看，内阁的“外交先行”和军部的“军事后援”的配合也是默契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外交”，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元外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