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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问题 从坂崎斌到信夫清三郎，再到80年代以后的年轻学者，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可以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经演化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二元外交论”对于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容易产生误导，使人觉得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外交的，军部势力是主张开战的；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导致战争爆发，因而战争爆发是偶然的。由于“二元外交论”本身不符合历史实际，且对后人的价值评判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有必要对“二元外交论”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以对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做出回应。 首先，从世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现代化运动，是一个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在西北欧发生，然后向东南欧自然扩散。19世纪中叶之后，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列强需要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样便加强了在东方的贸易和扩张。这些贸易和扩张开启了东方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和平的扩散过程，而是一种人为的、伴随武力的传播过程。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在佩里叩关之后便开始了这样的过程，即开始了传播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广大，遂吸引西方势力相继入侵，且农民战争、教民起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日本则由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处于外压相对较小的国际环境中，且没有发生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最重要的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有了一个决意学习西方的全国统一政权——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特别是通过殖产兴业运动获得了第一桶金，经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财大之后必然气粗，日本开始不再满足于修改条约，而是要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分一杯羹、赶末班车，竭尽全力挤进欧美列强的猎食者行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日本的利益，才能为国内的新兴工业拓展发展空间。然而当时的其他大洲早已被老牌列强瓜分完毕，日本也自知无力插足其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本土为基地向周边扩张，这样首选目标自然就锁定朝鲜和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这个新猎食者在处理好与老猎食者的关系的前提下，首先是要彻底打破以清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唯有此，它才能向亚洲大陆扩张。由此，由和平谈判改约到武力扩张侵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挑起甲午战争是其自身发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 下面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上述的逻辑过程。 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日本要实现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建立一个立足点。而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胁迫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⑦这种在日本军舰和大炮胁迫下的“自主”和“平等”显然没有真实的意义，而真实的意义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这些微妙变动，使中国政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感，恭亲王奕就对日本强盛之后在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忧虑，对中国的处境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更加担心。他预感日本强盛之后向朝鲜乃至亚洲大陆扩张势所必然，中国有援助朝鲜之意但力不从心，而又不能坐视局势的演化，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