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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更加错综复杂，亲中和亲日两股势力斗争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划下，酿成了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事后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慈禧太后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⑧日本通过专条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从此，中日两国由外交对抗转变为武装对峙。后来有人对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演进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对两国关系演进的趋势也作了预测。“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⑨时人的担心和预言并非杞人忧天，“甲申政变”十年之后，日本挑起了对中日两国历史、对东亚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其次，从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演变来考察，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形成至少要追溯到幕末时期，甚至要追溯到16世纪末乃至更早。神国思想在日本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产生到近代，从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至14世纪末，与中国明朝的华夷秩序观的冲突开始明朗化。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神国思想由憧憬发展为构想并尝试付诸实践。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侵朝，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援军出战并打败丰臣秀吉，这是日本神国思想与中国华夷观念的正面交锋。到德川幕府中后期，神国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已成为日本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构想基本固化下来。1825年，会泽正志斋(1774-1863)在其所著《新论》中提出“国体论”，鼓吹作为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的日本天皇应该照临万邦。1823年，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著述的《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确地宣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如果治理好这个根本，那么全世界便可成为日本的郡县，万国的君长便可向日本俯首称臣。佐藤信渊不仅把神国思想高度理论化、系统化，而且还为实践神国思想描绘出具体的蓝图。在他看来，如果战术得当，不出五年至七年便可灭亡中国，而灭亡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攻取满洲。⑩对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影响颇大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也描绘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路线图。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和西方列强抗衡，应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框架内循序渐进地“开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君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未果者得果”。(11)可见，从上古神话到德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神国思想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晰、从零碎到系统、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而这些都作为政治文化遗产带进了近代日本，成为近代日本对外战略形成的理论基础。 明治政权初定的1868年2月和4月，先后发布了《外交布告》和《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前者号召上下一致“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12)后者同样声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13)这些都对新政府的对外战略定下了基调，也反映出明治初期的对外战略与前近代时期的神国思想及德川时期的对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起草《清国征讨方略》，海军军官也提出六份《征清方略》，这些方略大同小异，都是要占领北京，然后把中国分割为若干部分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至1890年3月，山县有朋提出对外政策意见书即《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之说，所谓“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疆域，而除了固守本土“主权线”之外，还要争取从朝鲜到中国、琉球、越南和缅甸等构成的“利益线”，标志着日本的扩张思想已经向实践方向转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