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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习惯之外，税收习惯还包括不同税项的征收习惯。例如，丹麦金、卡路卡奇、动产税、协助金、任意税等的征收，都各有自己的习惯；而十字军什一税、补助金(subsidy)等产生稍晚，也以税收基本习惯为基础，相继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 各地各族之间的同类习惯当然存在差异，有些差异甚至长期维持，但税收习惯不同。由于赋税征收涉及纳税个体或群体的切身利益，且有些税项的征收覆盖全体民众或涉及社会全局，社会公正、平等问题显得尤为敏感。即使在封建社会初期各地税收习惯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也较其他门类呈现出显著的普遍性或一致性倾向，特别是随着王权的加强、国家建制的发展和普通法的形成，税收习惯率先归于一统，从而与其他习惯进一步区别开来。而如上文所论，既然信任、倚重习惯已经形成强烈的社会氛围，那么，作为国家和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赋税征收，也必须而且必然遵循税收习惯，而税收习惯也就相应得到社会各等级、各群体的信任和倚重。 税收习惯概念密切关联习惯的成文化问题。所谓税收习惯的成文化是指将相关习惯记录成文，但其中并没有介入理性因素，因而没有改变习惯的性质，还不属于成文法。显然，是习惯的强大决定了人们的记录行为，或者说，成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或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习惯的强大。 税收习惯的记录和编纂，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但在我们的知识所及的范围内，唯有英国的税收习惯，不仅得以很好地保存，而且构成了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与中世纪共始终，并有力制约了近现代的税法，文本之众多，影响之深远，力量之恒久，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不列颠税收习惯法的汇编和颁布、其他国家和地区税收习惯法的反衬和烘托，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不列颠税收习惯法的繁荣和强劲，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客观的基础，那么，十二三世纪的法学家关于习惯的解释、法律和习惯的关系的说明，以及后世的相关学术研究，则反映了人们关于不列颠强大的税收习惯的日益客观的认识。这些认识又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常态是指在社会安定、没有战争或虽有战争却无君臣矛盾或冲突的条件下税收习惯的正常运行状态，通常表现为国王以宪章的形式确认往昔或先王的习惯，国家的制税、征税等活动正是以此为法律和制度依据而循序进行的。 诺曼征服以降，历代国王都十分注重对税收习惯的维护和循守，特别是对古老或先王习惯的确认。征服者威廉即曾参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编定法律，从英国各郡召见代表，调查寻访，(20)收集相关习惯，之后便颁布了《威廉一世法》，其中规定：“那些在英王爱德华时代遵循了英国人习惯的法国人，须根据英国法律缴纳居民税(scot and lot)。”(21) 从亨利一世起，历代国王都发布了关于往昔或先王税收习惯的确认令。亨利一世即位时颁布了《亨利一世加冕宪章》。这份加冕宪章是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文本，在王室令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后来被引用为一个重要的先例。作为封建习惯，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和他们的直接封臣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具有特别的资料价值。”(22)《亨利一世加冕宪章》针对习惯、邪恶税金和自由作了重要规定，特别强调了他的父亲威廉一世、兄长威廉二世(亨利一世的三哥)和先辈的规定。第1款规定：“王国一直受到不公正勒索的压迫。”所谓勒索，即指前任国王征收苛捐杂税，正是这些征收违背了古老的习惯并形成了邪恶的习惯。因此，亨利一世宣布：“废除一切一直不公正的压迫英格兰王国的邪恶的习惯”。第8款规定：“任何男爵或我的封臣被处罚金，他将不会被迫把不动产作无限量抵押，像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那时所做的那样。但他只根据法律判罚的程度赔付，像我的父亲之前和我的先辈所做的那样。”第13款规定：“国王爱德华的法律已经过我的父亲与男爵协商而修改，现在对你们恢复实行。”(23)所谓爱德华法律以及他的父亲与他的男爵所做的修改都是“祖宗之法”，而整个加冕宪章突出习惯的地位和意义，以谴责的口吻指斥勒索的无端和邪恶，这就反映了国王征税活动对税收习惯的维护和遵循。 由于《亨利一世加冕宪章》居于特别的地位，斯提芬、亨利二世都对其进行了确认。斯提芬的确认令有两个。一个可能颁布于1135年斯提芬加冕之时，其中规定：“我已向我的英格兰男爵和臣下赐予并通过这个宪章确认我的舅舅、英王亨利赐予和授权的一切自由和良法。我也赐予他们在国王爱德华时期业已享有的所有良好的法律和习惯。”(24)这个确认令极简短，全部内容都在于突出习惯、法律和自由的地位，以及对他的先人的崇敬和对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的重视。而爱德华法律以及亨利一世所赐自由、法律，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便都是习惯的反映，在斯提芬时期甚至可以称为“古老的”习惯了。另一个确认令发布于1136年，其中规定：“我承认并宣布教会的豁免权，这些权利业已通过他们的特许状得到确认，他们自古以来一直遵守的习惯将仍然不受侵犯。我也承认教会自我的外祖父威廉时期就已拥有的财富及其占有权，无论是现行的还是过时的，都将免于征敛和诉讼。”“我将保有我的外祖父威廉和我的舅舅威廉确立和维持的林地为我所用。”“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非正义非人道以及诉讼过程中因援引惯例出错而强征的罚金(miskenings)。”“我将遵循良法、古代的正当的习惯来征收关于谋杀、诉讼以及其他事项而发生的钱款。”(25)与1135年确认令相比，除了宣布继续遵循、维护古老习惯外，这里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一是承认教会对他们的财产的永久性占有和免于征收及诉讼；二是关于王室林地的保有和维持。前者显然针对国王的勒索和邪恶税金的征敛；后者则表明王权也在借助习惯的力量维护他的权益，宣布王室对林地的所有，警告那些不法封臣的侵占和骚扰。 亨利二世1154年的确认令完全模仿斯蒂芬的格式，规定：“我已经承认和恢复并通过这个令状向上帝、神圣的教会以及我的全体伯爵、男爵和臣下(vassal)确认我的祖父亨利王业已承认和让与的所有特权、赠品、自由和自由的习惯。同样，对于亨利废除和减轻的全部恶习，我也以我和我的继承人的名义予以减轻和废除。因此，我将要而且坚定地命令，神圣的教会和我的全体伯爵、男爵和臣下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全部、公正、和平地从我和我的子孙处，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拥有并坚持这些习惯、赠品、自由和免于钱款的勒索，正如我的祖父亨利王通过他的宪章向他们承认和让与的一切一样。”(26)从本质上说，亨利二世的确认令与斯提芬的确认令是一致的，都在于强调维护和遵循“祖宗之法”，但涉及的当事人群体显然更加广泛，措辞也更加考究、更有力度，从而进一步反映了亨利二世遵循和维护习惯的意志。 通过征服者威廉一世、亨利一世、斯蒂芬、亨利二世等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税收习惯，亨利一世加冕宪章的确认令，以及确认令里关于忏悔者爱德华、征服者威廉的涉及和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一个关于历代国王遵循、承续、维护习惯、废除邪恶税金、保障自由的大致清晰的脉络。而历代英王以确认、恢复、维护习惯、废除邪恶税金、巩固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宪章及其确认，也自然成为贵族与约翰斗争的有力武器。 税收习惯确认之后，国王的征税活动通常在业已确认或虽未纳入确认范围却已形成传统的往昔的税收习惯的框架内进行。这就是首先遵循基本习惯，召开贵族大会议，召集主要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开会。会上，国王或国王的代理人提出征税要求并陈述征税理由，以取得参会人员的同意。继而就征收的税类、品色、数量等进一步争取参会人员的同意。由此，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关于正常状态下税收习惯表现和运行的概要的认识。 调适是指国王在现有税收习惯框架内所征税款无法满足王室或国务开支而采取的解决问题的临时措施，表现为国王对税收习惯的适度突破。这种突破，因没有触及习惯的底线，通常可以得到民众特别是贵族的容忍和理解。问题解决后，习惯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变化，特别是没有形成新的习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