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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化的“事实”呈现 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德谟斯提尼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向民众传达了怎样的“事实”。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关注他的《第二篇反腓力辞》(PhilippicⅡ)，这是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时间上应该属于公元前344年，稍早于《使团辞》，也是德谟斯提尼演说辞中最早涉及腓罗克拉底和约的一篇。这篇演说辞明确指出所要反驳的观点：有人对腓力二世的权力表示信任，认为腓力二世的军事准备并非针对雅典，不会给雅典带来危险。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自己的观点是与之“对立”的(tanantia)，并且指出应该将腓力二世视为敌人，进而列举腓力二世在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所攫取的利益：控制温泉关和摧毁弗基斯。(38)总之，腓力二世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雅典的。(39)这些说法体现了德谟斯提尼所要表达的两种对立关系，其一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与雅典及其盟邦之间的敌对，其二则是德谟斯提尼本人与其他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而腓罗克拉底和约则成为集中反映这两种对立关系的典型例证：腓力二世利用该和约欺骗雅典人，危害其利益，并摧毁其盟邦；亲马其顿的政治家又推波助澜，促成和约的订立，作为腓力二世的帮凶，共同损害雅典。关于前一种对立，德谟斯提尼给予的极力宣扬几乎贯穿于其所有涉及马其顿的演说辞之中，分别从道德、价值观、政体和意识形态多种角度表述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之间的对立。而德谟斯提尼与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则是从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才逐步得到强化，《第二篇反腓力辞》反映了这一趋势的开端。 对此，这篇演说辞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明确提出政治家的受贿行为(dōrodokia)。德谟斯提尼在演说的结尾部分严厉批评参与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政治家们，指责他们使雅典人放弃了弗基斯和温泉关，并使腓力二世掌控了通往阿提卡与伯罗奔尼撒的道路。他将这些政治家的行为解释为他们在出使马其顿期间收受了腓力二世的贿赂。(40)这里，德谟斯提尼并未直指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重点针对的是腓罗克拉底。(41)不久之后，腓罗克拉底逃亡，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将矛头转向埃斯基尼斯，借助公共诉讼的机会，在《使团辞》中把后者塑造为受贿政治家的典型，给雅典民众当作一个“范例”(paradeigma)。(42)《使团辞》第102—120节集中证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买。(43)其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与腓力二世联系起来，指出，由于“出卖自己和收取贿银”，埃斯基尼斯在腓力二世面前是“高尚而正义的”，而在雅典民众面前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使节和公民”，(44)是唯一一个赞成腓力二世加入“近邻城邦同盟议事会”的雅典人。(45) 德谟斯提尼不仅要证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及其与腓力二世的同谋，更要阐释受贿所造成的危害。在他看来，这种危害除了如《第二篇反腓力辞》中所指出的那样，雅典人因放弃弗基斯和温泉关而丧失自身利益；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妨碍了雅典人履行对所有希腊人所承担的责任，并且加剧了希腊城邦之间互不团结的局面。德谟斯提尼指出，正是由于受贿，埃斯基尼斯才会在公元前346年埃拉菲博里翁月19日的公民大会上阻止雅典人向任何其他希腊城邦提供援助，而当时正有其他希腊城邦的使节在场旁听。(46)事实上，关于是否有使节在场的问题，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各执一词，而埃斯基尼斯所提供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德谟斯提尼“虚构”了使节在场的情节。(47)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应关注这一“虚构”的修辞作用：德谟斯提尼正是用它来突出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者形象，并强化其恶劣影响。在《使团辞》中，他将雅典称为“希腊人的保卫者”，(48)而通过使节在场的情节设置，他可以更加真切有力地表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行为使得雅典人在希腊人面前放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按照这一思路，德谟斯提尼将雅典盟邦弗基斯的灭亡完全归咎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的受贿。他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弗基斯被灭亡之后的悲惨景象，并且指出，希腊世界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雅典曾经作为“希腊人的保卫者”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由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腓力二世却有力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49)事实上，这种说法很可能也是德谟斯提尼的某种“虚构”。他指控埃斯基尼斯导致弗基斯灭亡的理由是，后者欺骗雅典人将弗基斯排除于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之外，从而使其丧失保护。但是，现代学者哈里斯从当时雅典与弗基斯的关系进行推断，指出弗基斯本来即不会被包括在和平协定之内，从而证明埃斯基尼斯并不对弗基斯的灭亡负有责任。(50)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德谟斯提尼试图利用弗基斯灭亡的事件，通过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而为雅典民众建构出一种政治“事实”的模式：腓力二世贿赂政治家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政治家则因为受贿而促成腓力二世的强大，并进一步造成希腊城邦之间彼此出卖，互不团结。 因此，笔者认为，在德谟斯提尼这里，“受贿”不只是他指控政敌的实际罪名或借口，(51)而更是用以呈现政治“事实”的重要修辞策略之一。在《使团辞》的后半部分，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强化“受贿”主题，将受贿的危害引申至整个希腊世界，将它比喻为希腊世界正在流行的一种“可怕的疾病”：希腊城邦中的政治家们出卖自由，招致奴役，并且把这种奴役称作与腓力二世的友谊；其他希腊人非但不惩罚这些政治家，反而纷纷效尤。(52)在描述了这种“疾病”如何从贴萨利传至伯罗奔尼撒及其在伯罗奔尼撒各城邦中肆虐的状况以后，(53)德谟斯提尼特别将奥林图斯为腓力二世所灭的事件作为一个“明显而清晰的范例”详加阐释：奥林图斯人曾经有力量抵御强敌，但是，当政治家“开始受贿”，并且发展至“受贿行为成为强势力量”的时候，奥林图斯便被出卖给腓力二世。德谟斯提尼指出，这就是“受贿”所造成的“疯狂”。(54) 在之后不久(公元前341年)的公民大会演说《第三篇反腓力辞》(Philippic Ⅲ)中，德谟斯提尼以更加有力的表述重申这一“受贿”主题。德谟斯提尼明确指出，希腊人曾经追求自由，如今却追求奴役，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正是“受贿”。这里，德谟斯提尼将受贿的政治家称为“那些从企图统治希腊的人手中获取金钱的人们”，并且对他们予以强烈谴责，称受贿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指控”，接受“最重的惩罚”。(55)然后，德谟斯提尼重复了“疾病”的比喻(56)，又更为详尽地列举了其他希腊城邦因政治家的受贿而为腓力二世所奴役的事例，其中也包括《使团辞》中曾经论及的奥林图斯。(57)在叙述这些事例的过程中，他有意突出受贿政治家与忠于城邦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将前者称为“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58)，而将后者称为“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59)。德谟斯提尼用这一对立关系来表述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他解释说：民众之所以倾向于那些“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而不相信“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因为前者倡导和平，后者却主张与腓力二世进行战争。(60)这种表述方式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转化为受贿者与忠诚于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政见差异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模式。 对于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这种模式，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它所产生的误导作用。例如，哈里斯曾明确指出，德谟斯提尼的说法会造成我们认识上的盲区，使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马其顿取得希腊统治权的原因；实际情况比德谟斯提尼的说法远为复杂，并非所有亲马其顿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贿赂收买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实也从未表现出真要摧毁雅典的意图。(61)无论现代学者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否准确，或者现代学者对德谟斯提尼的批评是否公允，我们都不妨认为，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模式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事实”进行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的目的则在于影响当时雅典民众的政治认知，引导民众按照这种两极化的模式对各位政治家的主张和立场进行归类，而“忠实于民众”还是“忠实于暴君(指腓力二世)”之类具有明显道德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标准又很容易使民众在两极对立中选择一方，摒弃另一方。 同时，德谟斯提尼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认知能力在这种选择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在《使团辞》中叙述奥林图斯的事例时，他就曾指出：面对受贿的政治家，奥林图斯民众“由于愚蠢”(di’abelterian)而相信他们的欺骗；(62)相反，雅典民众则“应该是明智的”(eu phronein dei tous pollous)。(63)他以此提醒雅典民众，要“明智”(eu phronein)地认识政治事务，便不能相信受贿者。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则进一步指出，对受贿者的信任将给民众认识政治事务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民众最终屈从于自己的结局，不是因为他们的“漠不关心”(agonian)，而是由于他们认为(enomizon)自己比所有人都软弱。(64)这是更加深刻的提醒，在他看来，民众如果相信受贿者，就会完全丧失正确认识政治事务和认识自我的能力，这比“漠不关心”远为严重。于是，德谟斯提尼将“受贿”主题与政治家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以及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攻击政敌受贿的同时，更是借助“受贿”主题来反驳政敌所呈现的政治事务，让民众接受他自己所建构的“事实”。 综前所述，在民主制的雅典，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借助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与建构，并通过对政治“事实”的模式化呈现而逐步实现的。 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围绕腓罗克拉底和约所进行的诉讼演说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案例，展现出本文所谓从公民大会演说到政治家的“述职审查”这一动态过程的具体运作方式。它在演说中的直接体现是演说者对之前演说场景的不断回顾。公民大会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实际上也就是民众获取政治信息、形成政治认知并使认知结果以法令形式影响政治现实的主要场所。因此，公民大会演说的内容及其场景便自然成为最常见的回顾对象。 这种回顾不仅出现在本文分析的诉讼演说当中，也同样运用于公民大会演说。例如，德谟斯提尼在其公民大会演说辞《第三篇奥林图斯辞》(Olynthiac Ⅲ)中就曾要求听众回忆(hupomnēsai)三四年前的一次公民大会场景，当时发布了关于腓力二世的哪些消息，“你们”是如何通过法令，结果又是因为什么消息而错失了抵抗腓力二世的机会的。(65)在《第二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要求传唤参与制定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使节，并且向听众指出，“你们记得”(mnēmoneuete)这些人曾经在公民大会中向民众提供的腓力二世的欺骗性许诺，同时，德谟斯提尼还声明自己重提此事的目的是告诉听众事实真相(talēthē)，让雅典人今后不再遭受腓力二世的侵害。(66)在另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论和平》中，德谟斯提尼也曾向听众强调，“你们记得”(mnēmoneuete)，在雅典民众为虚假的希望所欺骗而放弃弗基斯时，他本人并未参与欺骗，甚至不曾保持沉默，而是“预先向你们提出警告”。(67)他在这里指出，记得(mnēmoneusantas)他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是为了让听众更好地评判他现在的演说。(68)这显然意味着，成功地说服并不是通过某一次演说而单独实现的，相反，正是在一个不断回顾和再现之前的演说内容与演说场景的持续过程中，政治家才能逐步呈现政治事务、阐述政策和说服民众。经由这一动态过程，德谟斯提尼成为一位成功的说服者，雅典民众最终认可了他的反马其顿政策。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自信地指出，雅典与忒拜的反马其顿同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败之后，他本人虽然作为主战派政治领袖经历了多次公共诉讼的审判，但是均判无罪，这足以证明其政治行为的正确以及民众对其政策的赞成。(69) 民众对反马其顿政策的广泛认可，必然是建立在他们全面接受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的认知基础之上的。这种“事实”呈现的完整形式由于受到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在和约之前的演说中，德谟斯提尼主要强调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之间的敌对关系，到和约之后，则进一步增加了“受贿”主题，着重指出腓力二世通过贿赂来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希腊各城邦中的许多政治家为其收买，欺骗民众，助长了腓力的势力和野心。这样便构成了“受贿者”与忠诚于雅典和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此两极模式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等政敌在腓罗克拉底和约中的表现塑造为“受贿者”的典型，把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失败以及腓力的强大归咎于这些“受贿者”。 然而，最初在公元前343年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的诉讼中，这种模式的“事实”呈现似乎并没有为民众所接受。我们看到的《使团辞》如果的确是当时德谟斯提尼控告埃斯基尼斯时的起诉演说，那么从诉讼结果来看，它实际是一篇失败的演说辞。不过有必要指出，某次个别诉讼的审判结果是由多种复杂的现实因素共同造成的，单纯演说本身对其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在对民众政治认知产生长期影响的方面，演说的作用却可以逐渐显现出来。在十余年后的诉讼演说《金冠辞》(公元前330年)中，德谟斯提尼依然以同样地模式呈现政治事务，并将自己、政敌埃斯基尼斯和雅典民众分别安排在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相应位置上。他重申对埃斯基尼斯的攻击，称后者被腓力二世“收买”(misthoutai)，诱导“近邻城邦同盟”发动对安菲萨(Amphissa)的战争。(70)德谟斯提尼还指出，当雅典人在听从他本人的建议援助忒拜并取得成功之后，举行庆祝活动，而埃斯基尼斯却独自在家，闷闷不乐。(71)在这些表述中，埃斯基尼斯依然被塑造为损害希腊的“受贿者”形象，并被排除于雅典民众共同的责任、成功与荣誉之外，而德谟斯提尼则与民众一起成为希腊的捍卫者。到《金冠辞》接近结尾的地方，德谟斯提尼再次谴责了其他希腊城邦中的“受贿者”，将腓力二世的强大与希腊人所受奴役归咎于他们，并且将雅典民众表现为这些人的对立面：“我们在警告，在号召，在阐释最好的建议”(prolegontōn hēmōn kai parakalountōn kai didaskontōn ta beltista)。(72)尤尼斯认为，这里的“我们”(hēmōn)是指德谟斯提尼和雅典民众。(73)可见，德谟斯提尼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与民众共同承担了对全体希腊人的责任，而政敌埃斯基尼斯则属于“受贿者”之列，给希腊人带来灾难。 不仅如此，在公元前330年的这次公共诉讼中，作为起诉方的埃斯基尼斯似乎也深受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影响。哈里斯惊讶地发现，在起诉演说《诉科忒西丰》中，埃斯基尼斯关于腓罗克拉底和约责任问题的表述竟然与德谟斯提尼《使团辞》(公元前343年)中的模式相同，都试图表明自己在制订和约期间并未损害雅典盟邦，而是承担了雅典对希腊人所负的责任，维护了其他城邦的利益。(74)这与前文所述德谟斯提尼将弗基斯因和约而致灭亡的事实归咎于埃斯基尼斯如出一辙。可以想见，当雅典民众普遍运用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模式来认识和判断政治事务的时候，作为德谟斯提尼政敌的埃斯基尼斯也只得服从于这一“事实”模式。 另一方面，德谟斯提尼在建构这种“事实”模式的同时，还特别对民众的认知能力予以关注，将他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明智”的认知联系起来，而将政敌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的“愚蠢”乃至认知能力的完全丧失联系起来。这样，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本身也就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用于对政治家所呈现的政治事务加以评判，并作出选择。根据这一标准，民众会作出如下判断：德谟斯提尼的政敌是“受贿者”，是“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愚蠢的人会相信他们的话；相反，德谟斯提尼忠于雅典的道德准则、政体和意识形态，是“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此外，对政治家的这种评判又是在反复回顾之前公民大会演说的动态认知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在此期间，通过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和建构，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很可能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便会以特定的模式去记忆某次政治事件的意义与得失，以及不同政治家在其中的各自立场。在此意义上，虽然《金冠辞》为德谟斯提尼赢得了那场诉讼，但是其成功却并不只在于这一篇单独的演说，它实际上更是德谟斯提尼历次公民大会演说与诉讼演说的结果，是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最终成功。在公元前330年的法庭现场，雅典民众很可能正是运用这种模式对德谟斯提尼的政治生涯作出了评判，而《金冠辞》则无非是唤起了民众相应的集体记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