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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败原因之二：政治理念的冲突 实际上，各利益集团对法案的抨击并不完全出自现实利益考量，也受到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不同政治理念的影响，尤其是对待政府干预的不同态度。 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在20世纪初的美国引发了广泛争议。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被称为“强盗爵爷”的财阀们拥有亿万资产，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贫民窟遍布大城市，大量移民生活在社会底层。新的社会现实促使美国人开始改变对政府职能的认识，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等人呼吁对市场竞争进行干预。与此同时，大企业仍然坚持自由放任，它们在缺乏监管的市场竞争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霸权地位。正如亨利·劳埃德所言，在大企业看来，“政府不过是特许权的来源，国家不过是排着队的顾客”。(50)查尔斯·萨姆纳等学者则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支持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20世纪初也是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交替的时代。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理念，都主张增强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反垄断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无论是打击大型托拉斯，还是食品安全立法，都将政府干预推上新的高度。另一方面，自由放任主义借助一战后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抵制政府干预，共和党在20年代长期执政后主张“回归常态”，进一步放松管制。 进步主义者尽管在改革对象和目标上有所不同，但都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力度和范围。(51)联合会的医保法案需要政府干预，因此从一开始就遭到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抨击，尤其是包括保险巨头在内的大企业，更是强烈支持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借助医保介入企业运作。1914年，霍夫曼代表保诚保险在美国慈善与救济机构联合会发表演说，反对医保法案，批评其内容“激进而且非美国(Un-America)”。(52)美国医学会内的反对者声称，强制医保破坏了美国人的自由信念和财产权，联合会的法案是“一个非美的提案”。(53)战争期间国家干预的增强使法案反对者将战时国家动员与强制医保结合以来，进一步激化了围绕医保的冲突，反对者担心政府通过后者更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明妮·艾德洛特认为，强制医保意在让民众更加依赖政府，担心这会使美国人盲目地依靠政府。(54)爱丽斯·洛克(Alice B.Locke)在纽约州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强制医保是“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产物”，而将医保反对者称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55)同时，战争也激化了美国人对德国的看法，任何与德国相关的事务均遭到抨击。出于对德国支持者颠覆美国的担忧，战争开始后不久，美国兴起了一场被称作“百分百美国主义”(100 Percent Americanism)的社会运动，要求关闭德国社团、查禁德语出版物，媒体甚至呼吁民众警惕德意志集体主义对美国个人主义的威胁。(56)而强制医保正是德国率先采纳，因此这也成为反对者的借口。纽约州保险业总监声称，医保支持者“想要在美国建立一套独裁的、帝国主义的体系，也就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纽约贸易协会则将强制医保比作“超父权体制”，而这种体制“可以在欧洲，但美国不需要”。(57)在战争和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下，美国社会爆发第一次“红色恐慌”，歇斯底里的极端反共情绪席卷全美，无限夸大“非美”活动对美国的威胁。在反共气氛之下，自由放任主义者更加强烈地抨击政府干预，将改革者诬蔑为激进分子，视任何增强政府干预的举措为颠覆美国的阴谋。1919年，纽约美国主义联盟(New York League for Americanism)成立，宣称将捍卫美国免遭激进分子破坏，标榜自己为爱国主义团体；但实际上，该组织与大企业联系紧密，曾经从制造商与商人同盟手中获得近20万美元的资助；(58)并且扮演了保险巨头反对强制医保代言人的角色，其创始人卡尔顿·巴布科克被霍夫曼称作是保险业利益的积极捍卫者。(59) 从1916年米尔斯提交法案，到1919年最终失败，强制医保恰逢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激烈碰撞之时，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前者抨击的对象，而同一时期发生的战争和红色恐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促使强制医保的反对者更加强烈地发起攻击，同时也为反对者提供了政治借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