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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俞老师对学生的好是出了名的，不是对一个人好，而是对所有人好，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李零自认为他就是受惠于俞老师的千百人之一。1976年，自喻为无业游民的李零，自啃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一无老师二无书，通过其朋友认识了张承志，再通过张承志认识了俞老师。李零在回忆中这样评价俞先生，“我在我最早写作但20年后才出版的小书《吴孙子发微》的后记中说，有三位老师指导过我修改文章，我首先提到的是俞老师，感受最深的也是俞老师。第一，他热情，鼓励多于批评；第二，他真诚，对人体贴入微。当初，他最吸引我的东西，在精神上让我深受感染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学者风度和人情味”，“俞老师是领我走近学术之门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 2002年的一个下雪天，李零和罗泰等到小汤山看望病中的俞先生，送上他刚在台湾出版的讨论上博楚简的新书，书中序言里有这样的话，“他（俞老师）大概不知道，他给我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他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对我有多大分量。”另外，李零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几句话，也是感谢俞先生对他的鼓励和帮助，给他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李零在怀念卷的回忆文章中用“第一推动力”作了文章的篇名。 正像李零所讲，俞先生不是对一个人好，而是对所有人好，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1991年11月，我正准备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学校要求提供两位校外先生的评议意见，在连续遭遇两位先生的婉言谢绝后，我忐忑不安地给时任馆长的俞先生打去了电话，俞先生满口答应，让我马上送去论文，连夜写了意见，第二天让我取了回来。那种让我泪奔的感觉终身难忘。 四 如果说1966年是俞先生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1985年应该是他又一次人生的重要转折。这不简单是其身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其思想的转换。他在1993年8月8日接受曹兵武、戴向明的访谈中谈到：“1984年成都会议（考古学会）以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区系类型学说一下子由在野派变成了主流派。……1985年以后，大家都开始讲区系类型问题并纷纷拿来指导具体工作时，我自己则突然生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想写东西。那段时间，我又遇到工作调动问题，有一点空闲，就清理以前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思考考古学诞生以来，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从此以后，俞先生开始了对考古学科的反思，对考古学终极目标的探索与思考，也是他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思考。还是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经常感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所接触的，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局部、一个时段。有时甚至是不成样子的碎片，而却总是心怀着追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规律的理想。”我想，俞先生这一句表白充分表达了他用生命、情感、理想、理性铸就的考古情怀。理解了俞先生的这种考古情怀，我们就会理解他自此以后的一切行为。包括他创建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班村遗址探索实验考古、发表的考古十论等等。同时，也可以理解他关于考古与人生的诸多感悟。比如他讲到的，“只有理解当代，才能理解古代；现代社会是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整体，决定人们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是世界观、人生观，是解释的问题；当代人尚不能理解，如何理解古人。”（《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如果对做人的道理没有一个追求的话，深奥的学问一定探索不到；所有考古工作归根到底的目的都只在探索人，能够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也就能理解另一时代的人，而且希望理解另一时代的人。”（《诗的考古学——俞伟超张承志对话录》）。 五 说俞先生是用生命与情感在对待考古，这样说毫不夸张。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在23岁刚工作不久，在三门峡黄河栈道发现一百多处题刻后，回到洛阳当晚奋笔疾书向夏鼐先生写信汇报这一次。之后，还有多次这样的情形，他自己提到或被他人提到。如他自己讲到，在写作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时，有一次连续工作48小时。在给他的老师苏秉琦先生论文集写后记时，那二十天里，一边写作，一边听德沃夏克B小调104号大提琴协奏曲，那是一种在天堂门前徘徊的情绪。 2001年初，张光直先生在美国病逝。文物出版社编审李力受约为三联书店编张先生纪念文集，自然想到与张先生交往甚笃的俞先生。但那时，俞先生已被确诊肺癌，并住进了小汤山医院被要求静养。李力在回忆中写道，原本带着录音机请他口述，但躺在病床上输液的俞先生却一口答应由他自己写。没过几天，俞先生让她去取，她赶到小汤山，一叠厚厚的文稿已在桌上，“在三百字一页的稿纸上，先生一格一字，竟整整手书了26页纸，约6000字！”她后来听俞先生说，写至动情处，笔走不能停，两夜不曾安睡，几致使那些天的病情出现反复。谁能说这不是用生命与情感在谱写一曲考古情怀。 当然，可以肯定，俞先生6000字的怀念张光直先生的《往事回忆》并不是其生命最后的文字。2003年11月10日，他留下了应该是他生命中的绝笔，那是俞先生对亲手创建的水下考古的最后寄语。张威在《悼念俞先生》一文中说，南海Ⅰ号是俞先生最为挂念的一件工作，1989年他亲自主持了中日合作南海Ⅰ号的预备调查。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停顿了一些年，但俞先生始终牵挂不能忘怀。 “南海1号”调查学术会议（右一是俞伟超先生 中间是苏秉琦先生 左一是江上波夫） “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沉船遗址综合性实地调查（俞伟超先生前排中间） 等到这项工作重新启启动时，俞先生已病魔缠身，再也不能亲临现场。而当他得知广东方面决定在阳江海陵岛为南海Ⅰ号筹建一座博物馆时，他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夜半之时病榻床上，强撑病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恭录如下： 商船战舰 东西辉映 19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已从地下寻找自己的以往历史。 20世纪40年代法国海军在世界大战中发明水肺，人类又能从水下寻找自己的一部分历史，科学的水下考古学也发展起来了。 至今，英国在朴茨茅斯海港建设的玛丽·露丝号沉船保存和展出场地，是耗资最巨大的水下考古博物馆，玛丽·露丝号沉船是一艘战舰，16世纪时在英吉利海峡沉没。 我国于广东省台山县海域打捞出一艘南宋沉船（当时尚未打捞），今在阳江市建设巨大的保存和陈列馆舍。台山南宋沉船的年代比玛丽·露丝号更早。两艘木船，一为商船，一为战舰，一在东亚，一在西欧，正好东西辉映，是水下考古发展起来后所有成果中极为明亮的两颗珍珠！ 2003年11月10日凌晨喜闻阳江建设水下考古博物馆深为欣慰，特书此数言，以作纪念。 俞伟超 于广东省人民医院保健楼综合内科601病房 这一天距离俞先生离开他热爱的考古事业、离开他思考了一生的这个世界只有25天。 写至此，我已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水下考古的创建者俞伟超先生！ 献给中国水下考古30年！ 2017年6月18日初稿 2017年6月20日20时成稿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