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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去世，享年83岁。 噩耗传来，湖南文物考古界十分悲痛。张忠培先生的去世，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湖南考古界的重大损失。 张忠培先生是湖南长沙人，中学毕业于长郡中学。他是从湖南本土走出来的著名考古学家，是我们湖南的骄傲。作为湖南籍的学者，他非常关心家乡的文物考古工作，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湖南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几十年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忠培先生就十分关注湖南的史前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的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的考古工作。八十年代后期，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托湘潭大学开办考古大专班，为湖南培养和培训了一批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张先生先后多次来给培训班讲课。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深入湖南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很多情景还如在眼前。 1995年冬天，我陪张忠培先生去城头山遗址，之后还参观考察了湖南的另外几处文物遗址和文保单位。一路上聆听先生的教诲，受益匪浅。那个时期，张先生思考了许多考古学问题，也对史前考古的诸多课题展开研究，涉及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结构等问题。此后，在多次回湘中，他都反复强调在湖南开展史前考古工作一定要先把时空框架搭好，要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在他的指导下，迄止目前，湖南史前考古的大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类群----湘北澧水类群和湘西?水类群各自的文化序列已经建立，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序列也正在完善中，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则更为清晰。 1994年冬天，正是城头山遗址大规模发掘的时候，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率专家组来检查工地，在工地上他仔细听取考古发掘负责人何介钧所做的汇报，仔细检查层位的划分和遗迹的判断，也对考古发掘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查验。他强调，像城头山这样的大遗址，一定要有周密的考古计划，一定要有一盘棋的思想，做此类遗址的发掘关键是要把遗址的堆积单位和年代搞清楚，要把遗址的布局以及各堆积单位的关系搞清楚。正是在张忠培先生的思路指导下，我们后来在城头山开展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围绕搞清这座城址的年代和布局来进行的，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不仅使城头山城址的始建年代得以厘清，还大致复原了这座城址从发生到鼎盛、衰弱、消亡的整个过程。 湖南的考古工作，商周时期的考古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湖南进入文明社会无法绕开的一段历史。众所周知，湖南出土过不少精美的青铜器，但这些铜器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真实性，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2002--2004年宁乡炭河里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我们把基本情况向张忠培先生做了汇报，他听后非常激动，说：这为湖南商周青铜器找到了归宿！他立即给国家文物局文保司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炭河里城址的发现非常重要，为解决湖南商周青铜器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遗址。后来炭河里遗址成为国家“十二五”大遗址项目，也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张忠培先生十分挂念着炭河里遗址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他先后两次到遗址现场考察，对考古和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性的指导意见。这为进一步开展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湘江流域特别是商周青铜器较为集中的沩水流域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今已经建成开放，也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秦汉时期湖南地区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彼时也是湖南由边陲到内陆的过程。2002年4月，龙山里耶古城一口古井发现大量秦朝简牍，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很快，张先生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赶到里耶考古发掘现场，对正在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出指导，对出土的简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先生得知这次重要发现乃是基本建设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坚守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并付出重大代价而获得，于是发表了关于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关系的重要谈话，提出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一定要先行。基本建设工程是建设项目，而建设项目是可以做预算的，是有价的，但是文物是无价的，以无价对有价，有价要让路。他的讲话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紧急制定了该工程建设中里耶古城的抢救性保护方案。里耶古城及其秦简，在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得到有效保护，里耶古城破格晋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耶古城也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张忠培先生有着湖南人的火辣个性，更有一股湖湘学人坚韧不屈的蛮劲。几十年的学术人生铸就了他在考古学界的崇高地位，而对于学术的孜孜以求，也融入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从最具象的遗迹遗物入手，去研究考古学文化，进而通过考古学文化去透物见人，研究古代社会，并由此升华为文明形态、政治伦理、文明价值的研究。他开放的心态和永不停息的作风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鞭策。他对于家乡的工作的支持完全是发自内心，对湖南考古的指导作用不仅仅是单纯提指导性意见，还在于他亲自践行湖南的考古与文物保护。他在考古现场指导我们要如何发掘，如何绘图，如何划分堆积关系。他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亲手把摸陶片陶器，寻找陶器背后的文化属性，仔细琢磨陶器的质地、色泽和纹饰，考察其变化的规律，他亲自指导我们开展洞庭湖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对我们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记得1995年在湖南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会后编撰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当何介钧所长将论文集送给张先生看后，他非常高兴地说，湖南史前考古已经有生力军了，做得不错。 (责任编辑：admin) |